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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紫禁城登了报，声明说清室和奉军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个谣言，以后也没发生什么问题。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紫禁城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直系首领，声望日高而实力日益强大的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在我民国十一年结婚之前，我知道王公大臣们安排过给吴佩孚送礼的事。我结了婚，按例算做成人，王公大臣们办事要向我直接谈了。新来的遗老、后来当伪满的第一任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就向我献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大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也游说他，康有为把他和吴的往来信札也给我看了，也没得到肯定的结果。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又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最后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主张越来越分歧。和年轻的王公正相反，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丁巳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的理由是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更有恃无恐地胡闹，直到闹出一场比辛亥更大的乱子为止。他又说，就算王公出息多了，出不了乱子，我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自己的险，说不定会给自己弄个什么结局。他最后的主张，是给我选一门理想的亲。他认为最好选一门没落贵族，因为这种人家的女儿会过日子，不至于把我的“家产”毁得太快；如果不这样，就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我可以跑到老丈人家去过日子。如果我当时听到他的议论，准会气死，但今天我却不得不佩服他有知人之明。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他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多问事，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保的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从财产生命到他的头衔。他是首先从庄士敦身上看到这种保险作用的。他宁愿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给外国人住，也不收出高租金的中国人为房客。庄士敦自己不愿意领他这份情，帮忙给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了他的邻居，在他的屋顶上挂上了外国的国旗，因此他对庄士敦是感恩不尽的。
处于最年轻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内务府大臣之间的是陈宝琛师傅。他不像世续那样悲观，也不像绍英那样除了保守优待条件以外，别的事连想也不想。他是深信将来“圣德日新”，到时候必然“天与人归”的。他不像年轻的王公们对军人们那么感兴趣，他并不反对和军人们联络，他甚至自己亲自出马去慰劳过冯玉祥。在商议给军人送礼时，出主意的也有他一份，不过，他一向对军人不抱多少希望。他的希望正相反，是放在军人火并的最后结局上，他认为到那时自然民国垮台，出现“天与人归”的局势。自从张勋失败，陈宝琛总是翻来覆去给我讲《孟子》这一段：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直到我结婚前后，陈师傅始终是我的灵魂，他的教导被我奉为圭臬。他的意见代表了我周围许多遗老的想法。遗老们一贯爱说的就是遵时养晦、卧薪尝胆、“皇上春秋鼎盛，圣德日新……”之类的话。后来来了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金梁这些被陈宝琛看做二流的遗老，陈师傅们的话在我心里又显得有些腐旧了。不过他还是我的主要支配力量。开始削弱他的影响的是英国师傅庄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