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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做生日的前后，许多报纸上出现了抨击我这伙人的舆论，反映了社会上多数阶层的义愤。这种义愤无疑是因我投靠日本人，被小朝廷在当局的姑息和外人的包庇下的嚣张举动刺激出来的。这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查宫内财物时发现了一些材料，如袁世凯做皇帝时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亲笔跋语，内务府抵押、变卖、外运古物的文据，等等，公布了出来，于是舆论大哗。当然最引人愤慨的，还是小朝廷和日本人的关系和遗老们发起的要求恢复优待条件的运动（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报上刊登的已有十五省三百余人十三起联名呈请）。为了对付小朝廷，北京出现了一个叫“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的团体，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活动。这些社会义愤在报纸上表现出的有“别馆珍闻”的讽刺小品，也有严肃激昂的正面指责，有对我的善意忠告，也有对日本使馆和民国当局的警告式的文字。今天看来，哪怕我从这些文章中接受一条意见，也不会把我前半生弄成那样。记得有几篇报导是揭发日本人的阴谋的，现在我又把它找出来了。这是一份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的消息，其中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我的打算，它和后来发生的事情竟是那么符合，简直令我十分惊讶：
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最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同样之办法。
这个文章后面又说：“此次溥仪之恐慌与出亡，皆有人故意恫吓，入其圈套，即早定有甚远之计划。”“其目前之优待供应一切，情愿破钞，侍从人员，某国个个皆买其欢心，不知皆已受其牢笼，为将来之机械也。”这些实在话，在当时我的眼里，都一律成了诬蔑、陷害，是为了把我骗回去加以迫害的阴谋。当时有的文章显然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人写的，例如，下面《京报》的一篇短评，或者还是一位讲究封建忠义之士的手笔，对我的利益表现了关心，说得又是实在事：
遗老与爱新觉罗氏有何仇恨
胡为必使倾家败产而后快？
点查清宫之结果，而知大宗古物多数业已抵卖，即历代之金宝金册皆在抵押中，虽以细人非至极穷，尚或不至卖其祠庙坟墓之碑额，奈何以煌煌历代皇后金册，亦落于大腹长袖者之手……吾敬为一班忠臣设计，应多激发忠义，为故主之遗嗣图安年，勿徒硁硁自诩，以供市井觅利者流大得其便宜货，使来路不明之陈设品遍置堂室也。
看了这样的文章，反而不能像在宫里时那样，能引起我对内务府人的疑心，我对于这份《京报》和短评作者，只看成是我的敌人。至于那些指责文章，更不用说，引起我的反应唯有仇恨。
我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去外游（后来使馆锁了大门，不让出去了）。有一次，我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我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我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我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我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了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我的进关的第一祖先似的，重新回到这里来。“再见！”我低低地说了这两个双关含义的字，然后跳上车子疾驶而去……
在使馆的三个月里，我日日接触的，只有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我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力量下，日夜滋长着。我想到长久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我的心中——我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我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作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官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罗振玉在他的自传《集蓼编》中提过这个池部，他说：“予自随侍入使馆后，见池部君为人有风力，能断言，乃推诚结纳，池部君亦推诚相接，因密与商上行止，池部君谓：异日中国之乱，非上不能定，宜早他去，以就宏图，于是两人契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