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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孝胥、罗振玉这两位“宠臣”的事，这里要补述一下。以我为中心的争夺战在日使馆中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
郑孝胥曾经拍过胸脯，说以他和段的关系，一定可以把优待条件恢复过来，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和章士钊和他半师半友（随他学过诗），这些人从旁出力，更不在话下。后来，段祺瑞许下的空口愿不能兑现，使郑孝胥大为狼狈。对郑孝胥的微词就在我耳边出现了。从天津来的旧臣升允表示了对郑的不满，他向我说了不少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之类的话。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前一个回合中失败的罗振玉，和这些反郑的议论，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确实对郑孝胥有了冷淡，另一方面，经过升允这位先朝老臣的宣传，我对罗振玉增加了好感。
罗振玉在我面前并没有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他多数时间是讲他自己，但这样做竟是比攻击别人的效果还大。我从他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仅他是这场风险救驾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郑孝胥成了个冒功取巧的小人。按罗振玉自己的话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反对冯玉祥赶我出宫的电报，乃是他的活动结果之一。他回到北京，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竹本大佐，因此才有了准备迎我入日本兵营的事情。后来“北府”门前的国民军撤走，据他说也是他找执政府交涉的结果。甚至我到东交民巷前决定的“先随便出入，示人以无他”的计策，也是他事先授给陈宝琛的……
罗振玉后来在《集蓼编》中记载了他说的这段经历，关于我出“北府”进日本使馆的这一段，对郑孝胥是一字不提，只是在叙述我进日使馆后的情形，说了一句：“自谓能令段祺瑞恢复优待者，以不能实其言，亦不告而南归矣！”事实上，另外的一件事对郑、罗这场争斗的胜负，更有决定意义。那时我一心想出洋，郑孝胥并没有支持我，在庄士敦已经不宣传去伦敦做客的情形下，主张“东幸”的罗振玉自然更受到我的重视，而我对郑孝胥就不能再感到兴趣。于是，郑孝胥终于有一天郁郁地向我请假，说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当时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也没挽留，他就一气跑了。我叫人写信召他，他也拒绝了。后来我到了天津，他才又应召回来。
过了生日的不多天，罗振玉来告诉我说，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作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买好了的那房子地点在英租界，是不合适的。我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我立即同意了。我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军在换防，铁路线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奉军，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我和芳泽公使把这主意说了，他表示同意我去天津。为了我这次转移，他派人找了段祺瑞，段不但同意，还要派军队护送。不过罗振玉说，段没有兵，要派还是冯玉祥的人，我一听，又找芳泽商量，芳泽说除了池部之外，他还可以派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警察便装来京，由他们先护送我去，然后婉容她们再去。事情就这样谈妥了。
民国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我到芳泽公使住的地方向他们夫妇辞行。我们照了相，我向他们表示了谢意，他们祝我一路平安，然后由池部和便衣日警们陪着，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后门，步行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我在火车上找到了罗振玉父子。火车在行进的一路上，每逢站停车，就上来几个穿黑便衣的人（都是日本警察和特务），车到了天津，车厢里大半都被这样的人占据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士兵们，大约有几十名，把我接下了车……
第三天，日本公使馆在《顺天时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
本公使馆滞在中之前清宣统皇帝，于二十三日夜，突然向天津出发，本馆即于翌二十四日午后，将此旨通知段执政及外交总长，备作参考。原宣统皇帝怀有离京之意，早为执政之政府所熟知，而无何等干涉之意，又为本馆所了解，但豫想迄实行之日，当尚有多少时日，不意竟遽离开北京，想因昨今一二新闻，频载不稳之记事，致促其行云云。
<a id="jz_1_167" href="#jzyy_1_167">(1)</a>在满清八旗中，正黄、镶黄、正红三个满军旗系皇室亲自率领的所谓亲军，内务府人均出自这最亲信的三旗，自堂郎中以下所有司员全不例外；堂郎中以上即内务府大臣，也有的是司员提上来的，也有的是从外调来的。总之，除个别大臣外，全被三旗包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