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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北边是一座楼房，罗振玉带着他们绕过了陈列着盛开的夹竹桃的正门，从大楼侧门进去，里面是一条光线不太足的甬道。一个楼梯旁，摆着硬木八仙桌和几把硬木椅子，坐着几个彪形大汉，桌子堆着笔墨、算盘和一些蓝布皮的旧式账簿。罗振玉过去和其中的一个嘀咕了几句，这时不知从哪里走过一个穿长衫的茶房式人物，领着他们上了楼梯，经过一条光线仍嫌不足的甬道，把他让进了一间狭长的屋子。屋里陈设颇像一个中等旅店房间，一张床，一个梳妆台，一把梳妆椅。比旅馆多的是床上有个盛鸦片烟具用的那种带镜子的红漆盘，还有抽大烟用的一对大圆枕头。荣源进了屋，一歪身倒在床上，点上他的埃及纸烟，罗振玉坐他的对面，谢介石坐在椅子上。看起来，他们都很熟悉这个地方。翻译员很留心地听他们谈话，渐渐听出来，他们不久前在这地方见过一个刚从日本来的人，这个人是个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头山满的得力骨干，罗振玉他们就是根据这个人物的谈话，确信了日本人要把“宣统帝”送到旅顺，为满蒙方面的某种举动作准备。当然，这次举动在张园的人听来，就是复辟。罗振玉这些人认为必须把加藤对我去旅顺问题的不同回答，告诉那个人，为了让那人亲自听听第一手的消息，所以特意把翻译员带了来。至于这位人物叫什么名字，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他们都绝口不提。
那天的天气非常热，翻译员很想到卫生间洗一把脸，而这间狭长的屋子既没有茶，也没有水。后来他打听厕所在哪里，谢介石告诉他在楼下某个地方。他下楼去了。谁知又发现了一个不解的现象：原在楼梯的那几个大汉，连同桌椅、账本，等等，全不见了。
翻译员越发觉得蹊跷，心中不安起来。他本来是专门给我担任对各欧美国家驻津领事馆和兵营方面的翻译的，日本人很不愿意接近他，他早已感觉出他们对他的戒心，如今他来到这个会见东京来人的地方，并非是由日本人的邀请，日本人是什么态度呢？他忐忑不安地回到楼上。这时只见罗振玉等人垂头丧气地告诉他：那位人物不来了，咱走吧！
翻译员如释重负，跟着走出大门（一路上除了那个号房式人物，谁也没碰上）。罗振玉要用汽车送他，他也不坐了，赶忙雇了洋车回自己的家。
过了不久，我要给离任回国的驻屯军司令官高田丰树送一份礼物，顺手抓了在跟前的这位翻译，叫他送去。他奉命去找司令部的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吉田的中国话很好，中国风俗习惯也很熟悉。因为他长得很像“群英会”上的蒋干，所以我这位爱看戏的翻译员背后就叫他“蒋干”。他回忆这段经过说：“我到了‘蒋干’那里，说了没几句，突然进来了一个矮胖子，气冲斗牛地对吉田嚷了起来，像要打架似的。他们的日本话里，似乎屡次说到荣源的名字。那矮胖子嚷得很凶，‘蒋干’却笑嘻嘻的，像听了什么笑话。那胖子足吵了一个小时才走。我就问‘蒋干’，荣源是不是惹了他？‘蒋干’说：‘荣源真是个色鬼，昨晚上不知怎么弄的，三爷公馆叫人，弄错了，把大熊的女人叫了去，荣源见了就不饶，哈哈！’
“这段话，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个三爷公馆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呢？我不敢问‘蒋干’，我办完了事，把礼物交代清楚，离了他的地方，决心再到那个三爷公馆那外面看看。我到了日本花园附近，果然找到了那个绿大门。走到跟前一细看，原来门角上钉着一个小小的原色木牌，上面明白地写着四个墨笔字：‘三野公馆。’原来这是跟荣源很熟的那个三野友吉的公馆！”
这段经历，是我决定不去旅顺之后他才告诉我的。当时我听了，对日本人这种相互不协调，感到了气愤，觉得日本人真是不统一，但也没有想到其他的问题。三野友吉这人我是认识的，他是司令部的一个尉级参谋，常作为司令官的随从到张园来祝寿、贺年和做客。我觉得我和司令官有交往，我的下边人和司令部的下边人有交往，那是很自然的事。却没有去想：这个尉官何以能拥有一座“公馆”？而罗、荣、谢等人竟是这种奇怪的公馆的常客，这又是件什么事？
翻译员后来还有一段经历，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他曾经向荣源探问过三野公馆的事：“你在三野公馆惹了大熊的女人，‘蒋干’告诉我了！你是怎么惹的她？”
“你也知道？”荣源躺在大烟榻上，兴高采烈地聊起了他怎样惹那女人，那女人的草屐子上的绊儿怎么给挣断……说得兴头很足。我这位翻译看出机会来了，就乘他的兴头问道：“三野公馆是个什么地方？”
“是个好地方。”
“什么好地方？”
“你别急，也许将来有机会带你去开眼。”
“得啦，要是你三爷的乌龙院，小生可是不敢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