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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静园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我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我说,“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我吓昏了。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有惊人的,是祁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我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出了,但关于祁继忠这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喜欢。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宠信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内廷秽闻”中的一个,我又气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说明,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就借了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把他开除出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伪军当上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上校,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亲信的,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是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得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相当笨拙——但效果又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璧。他们十一月八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从我和土肥原会见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这些人的变化,心理和我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奏折,代表了这种心情:
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唯赴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唯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