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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了那种巴结的心情回答道：“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
临登船出发时，我向担任接待的林权助又讲了一遍，临了，我请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提到裕仁母亲，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而且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一点儿中国人味也没有了。
总而言之，日本皇室这次对我的招待，使我头脑更加发热，感到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连空气都变了味。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逻辑：天皇与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满洲国的地位。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述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最后我说：“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终于成为绝迹，除了日本规定的例行官样文章的“上奏”和年节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