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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我去日本之前，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应当养“君之德”，所谓“君之德”，就是不要过问什么事，不要“察查为明”，一切都让“下边”办去就行了，他同时演出形象来，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说：“就这样子，我们当司令官的，也是如此。”这些话，我并没有十分注意。后来南次郎来当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简单，没有说这些话，也没做什么形象动作，我从日本回来发表了那篇演说之后，索性禁止了“大臣”们和我见面了。
从此以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会见任何人。我办公的“勤民楼”也不去了，因为既无人可见，也无公可办。关东军要我办的公事，不过是要我在现成的文件上画上一个“可”字，这件事在我卧室、厕所里就都可以办了。
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们只有逢年过节举行大典时见见面，当然说不上话。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得更严，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着来会见我，那根本办不到，因为“帝宫”里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个木牌，没头没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