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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随侍们，真被我这种生活折腾得够呛。比如我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在我打坐时，都大气不敢出一声。我院里养了一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鸣于九皋”一下子。我就交代给仆人负责，如叫一声，就罚钱五角。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也居然研究出一个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也怕病。我嗜药成癖，给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是给自己找罪受。我嗜药不但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我有时因为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司务几毛钱来，但为了买药——特别是伪满末期药品奇缺时，可以花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用不着的药品。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库。另外我还专雇了医生，他们每天为我打针，总要忙上几小时。我每天要打赐保命和葡萄糖之类的补品，打针的时候，我的侄子要从大量的注射剂中拣可用的药。因为存药太多，大都过了期，注射液类药往往都有毛状沉淀物。他们把这工作叫做“拣毛”，拣一次毛，就要两个钟头。然后由另一个侄子执行注射，医生则是一旁守候。就这样，要消磨掉好几个人半天的时间，而这大半是在夜里人家该休息的时候。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着疑心，我真的身体虚弱了。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丰发电站。到了那里，走了不多远，我已喘得透不过气来，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回来的时候，真的吃不住了，眼看就要倒下来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赐保命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那时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日本人、中国人、我的虚弱，都在要我的命。这成了我那时思索一切问题的核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