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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算什么?咱们要遭殃啦!”
我在她屋子还是坐立不宁,来回乱转。这时忽然我从窗子看见刚给伪宫增设的日本兵端着枪进了同德殿。我的魂简直飞出了窍,以为是来实现灭口毒手了。我觉着反正没处可躲了,索性迎上他们问:“干什么?”
这个东张西望的日本兵看见了我,像放了心似的,支吾道:“好像有坏人进来,看看的没有……”他转身走了。
我对“福贵人”说:“这是来查看我是不是跑了,真可怕!”我拿起电话找吉冈,电话怎么也叫不通。我又以为日本人已经扔下我走了,这叫我同样地害怕。我发着抖说:“真没想到,这就要完啦?”
“皇上不会遇上危险的,皇上平时处处为百姓,吃斋念佛,自有菩萨保佑。”
“叫你跟我受苦啦。上‘缉熙楼’去吧,要死咱就一块儿死吧。”
后来我又给吉冈打电话,电话通了,吉冈接了我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微弱,说他病了。我连忙表示对他的关怀,说了一堆好话。听他说了“谢谢陛下”,我放了电话,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想起肚子饿了,原来一天没吃一点东西。我叫剩下来的随侍大李给我传膳,大李说厨师全走了。我只好胡乱吃点饼干。
十一日晚上九点多,吉冈来了。他对我和准备随行的一些人——只有我的妹妹、妹夫们,侄子们,“后和贵人”,以及一些“随侍”,其他的人全都遣散了——用命令的口气说:“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由桥本虎之助恭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须行九十度鞠躬礼。”
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一个长长的汽车行列走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
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夜两天。本来想从沈阳走,为了躲空袭,走的是吉林——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从车窗的布帘缝隙里,我看到车站上布满了日本宪兵,正疑惑间,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在吉林站上,在瞬息间车站站台给我看到一副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一个日本士兵和一个宪兵两人厮打着……
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迷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当时在我眼里,这一切都不过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房间都不能很好地隔音,成天闹哄哄的。
八月十三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我的奴才相并没有因此告终。
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下来,磕了一阵儿头。
磕完了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切要听盟军的了。”
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
张景惠、武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退位”的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第五号退位诏书。还是由当年做代表拥戴我的张景惠交给了我,我照着念了一遍。诏书的字句我全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这件事: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两句“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的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看出了不妥,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任过守护天皇的近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他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了。
我念完了“退位诏书”,就像要溺死的人抓稻草似的,当着吉冈的面,又跪在地下,向天空念念有词:“我太对不住天皇陛下了!尽管我退了位,我仍和日本一心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