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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可是我不记得了。”
“是不是叫他来问问?”
“不,不,还是让我想想。”我心里想,见面对质了再承认,那岂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工夫,虽然没有想起来,我认为这类问题承认了比说想不起来好,就承认了。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哩。
大约是第三次讯问中,讯问员对于“内廷”勤务班的孤儿们的受虐待很注意。这次讯问之后,我一连写了三次坦白认罪的补充材料,反复交代这件我从前不愿说的事,唯恐这位目光突然十分严峻起来的讯问员仍不满意。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目光为什么变得那么严峻。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颓丧,有兴奋,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我们同屋老宪闹出的几场活剧就让我们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他是伪满军医少将,前清肃亲王的儿子。在检举认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一会儿把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行算到自己头上,一会儿又推得一干二净。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了什么又推了什么,只看到他成天发神经,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讯问之后回小组里,声称他要碰头自杀,因为他又欺骗了政府,说罢就哭哭啼啼。所里的一位科长找他谈话,问他闹什么,他趴下就给科长磕头。过了几天,讯问员又来和他谈话,说到他不该自暴自弃,要老老实实地认罪才能改造自己,做个好人。他是一个医生,要知道一个好医生就是社会的财富。这次谈话之后,他也不闹了,因为听到财富两字,知道他还不致被杀。不但是他,让我们也放宽了心,于是又兴奋起来。像这样的颓丧和兴奋,都同样成为促使我多写几条坦白检举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