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战犯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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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参加日本战犯的运动会。下午因骤雨改补习上午预定的学习。

九月六日

上午学习文件。下午参加补昨日的运动会——排篮球的比赛。

十月二十五日

午后参观了（日本）战犯的球类比赛，后因雨而散。

十月二十六日

平垫了运动场，觉得比人家（指日、蒋战犯）现成的满意得多（以前伪满战犯使用的运动场都是日、蒋战犯修的）。（日本）战犯有歌唱会，我们多数乐意劳动，未往参加。

十一月二十二日

今日日本战犯们兴高采烈地演剧，吃“寿司”……犹如过节日一般。

大约是片山哲来了罢，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

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沿途吹奏，一直到坐在“兴安丸”上还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着？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

古海这样说，铃木这样说，骂过中国干部的、在病号室耍过无赖的、对控诉人冷笑过的也都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不会失去的。”……

甚至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在监狱里根本不学习，他到临走都不曾对中国说过一句感激的话，这个人回到日本之后却寄来了一封信：

……他们一定要说我是洗脑的人，我说出中国的真情实况他们一句也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美军必须占领着日本，美国大兵可以侮辱我们的女人……我后悔，为什么我在管理所没有好好学习？我现在感到本事不够和他们斗的……

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在来信中叙说了美国大兵，他们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女人的“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举到头顶上。美军的基地、坦克压在他们的土地上，美军的飞机玷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这都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现实……

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是诲淫诲盗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战争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

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祖国的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讲演，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民主独立与和平！这个变化是太巨大了。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当局的限制、监视，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表现了更大的信心。日本当局连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都不准，但是他们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教给了一个职业歌舞伎座，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

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又转而支持了他们，因此，他们有了力量。

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一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一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有人怀疑他们的话，有人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他们。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

他们一回国便出版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如何把活人解剖，如何……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