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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的几年生活和感受的陈述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人格的坚定不移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然，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
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对人如今这样和善、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武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将军似的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下了火车，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明白广岛的灾难原因，“武运长久”的旗子跌落在地上……
有一个母亲，听她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她。她于是发现了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方面，急忙把褥垫倒一个头挪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和平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
许许多多的战犯的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素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齐痛哭了，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也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
所方担任翻译工作的一位崔科员，他说的一个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一九五八年全国出现的一次从写文章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运动中，他也写了一篇不曾公开发表的文章（当时各个部门都有自己印行的文集或小报，登载这类作品）记录了这件事。题目是《一封日本来信》。这篇文章虽比我在一九五六年听到的简单些，却更传神些，所以借来摘抄在下面。
这两天，办公室里独我一个人，忙着写一份总结。由于精神过分集中，连有人走进屋来都一点也没察觉。
“老崔，你的信。”收发员小张拍了我一下肩头，把信扔在桌上，转身就走了。
拿起信，一看信封便知道这是从日本寄来的。信封的背面，签署着写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来信是个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说来，只要看看签名便能一下子联想起来信人的一切。可是这个荒川文子是谁呢？我想从记忆中搜寻出这个人的影子，可是想来想去竟没有一点印象。我着急地撕开了信，急急地小声读起来：“这次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怀，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顾，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儿，与她的亲人荒川武雄做了欢喜的相见。真是太谢谢了。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女儿，已经在九月七日从贵国回到家里。老母亲脸上增加了喜悦，逢人就讲她的儿子在中国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儿也比以前更加活泼了，常常欢欢喜喜地把在中国的见闻，一样一样地告诉我：“妈妈！中国人都是好心肠的人，他们都很疼爱我……”
看到这，我知道写信人没有来过我国，她是随祖母来探望父亲的小和荣的母亲。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日本战犯家属来所探望战犯时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四年炎热夏天的一个午后，日本战犯家属一行五十六人，来到了战犯管理所。人群中有两个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样子是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穿一身古铜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总是轻轻地摇动；依在老妇人身边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脚穿一双小白鞋，看人时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个“小白鸽”。这一老一小是来看战犯荒川武雄的。
我的任务是给家属们当翻译。她们听完所长对监狱情况的简单介绍后，我把她们引到与战犯会见的地方。
接见时，每一家人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干干净净。房间里有茶桌，并按人数多少摆上了椅子，还给年龄大一些的家属备上了床铺。这位老妇人一进到房间，就被感动了，连说：“没有一点儿监狱的感觉，没有一点儿监狱的感觉。”
他们一见面感情都很激动。战犯荒川武雄刚一进门，他母亲扑过去，又惊又喜，呆若木人。荒川抱住他的母亲，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想一定隔着铁窗说话的。”母亲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谈话是这么自由！”她又上下打量儿子健壮的身体说，“你是这样的健康。”
“妈妈，从报纸上看到登载你的名字，我真高兴。”儿子激动地说，“妈妈，可是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母亲了。”儿子哭了起来。
“你的姐姐、侄子，都是一九四五年在广岛被美国原子弹炸死了……”老人只顾抹眼泪，好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可是又哽住了。
母子俩陷入沉痛的回忆中。“小白鸽”给惊呆了。
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时，正赶上日本记者在这里访问。只听荒川向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