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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周日，他爬楼梯时看到辛格的房门开着。房间里没人。他独坐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听到辛格上楼的脚步声。
“我正在琢磨你呢。你去哪里了？”
辛格微笑着。他拿手帕弹了弹帽上的灰，把它放到一边。然后，郑重地从口袋掏出他的银色铅笔，在壁炉架上低头写字条。
“什么意思？”杰克读了哑巴写的字条问，“谁的腿被割掉了？”
辛格拿回字条，添了几句。
“呵，”杰克说，“这不稀奇。”
他思索着字条的内容，接着将它揉成一团。几个月来萎靡的感觉消失了，他感到紧张和不安。“呵。”他又说了一次。
辛格装了一壶咖啡，拿出他的棋盘。杰克撕碎了字条，用出汗的两只手掌来回搓着。
“但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知道吗？”
辛格不自信地点点头。
“我想去看看那个男孩，了解整件事。你什么时候能带我去？”
辛格想了想，然后在便笺本上写下“今晚”。
杰克的手捂着嘴巴，在房间里焦躁地走动。“我们能做点事情。”
13
杰克和辛格在门廊等待。他们按门铃时，黑乎乎的屋里没有铃声响。杰克不耐烦地敲门，鼻子压到纱窗上往里看。身旁的辛格呆站着，面带微笑，脸颊上有两朵红晕。他们刚一起喝了一瓶杜松子酒。夜晚安静而漆黑。杰克看见一道柔和的黄光射到大厅里。波西娅给他们开了门。
“我相信你们没有等太久。来了好多人，所以我们干脆掐掉门铃。先生们，把帽子给我吧——父亲病得很重。”
杰克笨拙而又小心翼翼地跟着辛格来到光秃秃、逼仄的厅里。走到厨房门口，他一下站住了。屋里又挤又热。炉火在小柴炉里燃烧，窗关得紧紧的。烟味混合着黑人特殊的气味。炉火是屋里唯一的照明。他刚才在厅里听到的压抑的说话声都沉默了。
“这两位白人先生是来看父亲的，”波西娅说，“我想他也许能见你们，但我最好先进去准备一下。”
杰克抚摸着他厚厚的下唇。他的鼻尖上留有大门纱窗的网格印。“不是啦，”他说，“我是来找你哥哥的。”
屋里的黑人站了起来。辛格做手势让他们坐回去。两个头发灰白的老人坐在炉子前的长凳上。有个黑白混血儿四肢放松地倚靠在窗边。角落有一张行军床，躺了一个没有腿的男孩，他的裤子一直卷到粗壮的大腿根部。
“晚上好，”杰克尴尬地说，“你叫考普兰？”
男孩将手放在他的残肢上，向后缩到墙壁处。“我叫威利。”
“宝贝，别担心，”波西娅说，“这位是辛格先生，你听父亲说起过的。另外这位白人先生是布朗特先生，是辛格先生的好朋友。他们是出于好意来了解我们的遭遇。”她转身看杰克，指着屋里另外的三个人。“靠在窗边的那个男孩也是我哥哥。叫巴迪。在火炉旁边的是我父亲的两个好朋友。马歇尔·尼科尔斯先生和约翰·罗伯茨先生。我觉得让你们了解屋里的人都是谁，这个主意该不错。”
“谢谢，”杰克说，他又转向威利。“我只想让你和我说说整件事，我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威利说，“我感觉我的脚还在痛。我下面的脚指头疼得厉害。然而脚痛的位置在它本来该在的地方，假如，它还在我腿……腿上。不是我的脚现在的位置。这个好难说得清楚。我的脚让我一直在痛，但我不知道它们在哪儿。他们没有把腿还给我。他们估计在一百英里的某——某个地方。”
“我是想知道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杰克说。
威利不安地望向他妹妹。“我记不大——清楚了。”
“你当然记得，宝贝。你和我们说过无数遍了。”
“嗯——”男孩的声音胆怯而愠怒，“我们都在外面公路上，有个叫巴斯特的对看守说了些什么。那个白——白人举起棍棒对着他。另外那个男孩就企图逃跑。我跟着。事情来得太快我都记不住究竟是怎么回事。接着他们就把我们带回营地，然后——”
“后面的事我知道了，”杰克说，“把另外两个男孩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我吧。还有看守的名字。”
“听我说，白人。我觉得你想给我找麻烦。”
“麻烦！”杰克粗暴地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觉得你自己现在算什么？”
“小点声，”波西娅紧张地说，“是这样的，布朗特先生，他们让威利提前从营里释放了。但他们也暗示他不要——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威利自然是害怕了。我们当然是要小心点——因为我们也只能这样。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受了。”
“那些看守怎么样了呢？”
“那些白——白人被开除了。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的朋友现在哪里呢？”
“什么朋友？”
“怎么，另外两个男孩啊。”
“他们不——不是我朋友，”威利说，“我们仨全掰了。”
“什么意思？”
波西娅在扯她的耳坠，耳垂像橡皮一样被拉得老长。“威利的意思是说，你懂的，那三天，他们痛得死去活来，就开始吵架了。威利再也不想见到他们。这件事父亲和威利已经吵过了。这个巴斯特——”
“巴斯特装了条木腿，”窗边的男孩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他了。”
“这个巴斯特没有亲人，父亲就想让他搬来和我们住。父亲想将男孩子都聚集在一起。他是怎么觉得我们养得起他们的，我真不知道。”
“这不是个好主意。再说，我们从来就不是非常好的朋友，”威利深色强壮的手摸着他大腿的残余部分，“我只想知道我的脚在哪——哪里。这是最让我苦恼的事。那医生不可能把它们还给我。我真希望我知道它们在哪里。”
杰克迷惑的、醉花的眼睛看着周围。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模糊与陌生。厨房里的热气使他晕眩，声音在耳朵里回响。他被烟雾呛着。天花板上的灯开着，但是为了减少它的亮度，灯泡被报纸包着，所以屋里的光主要来自炉缝中的火焰。他周围的黑人脸上都泛着红光，他觉得不自在和孤单。辛格离开了厨房去看波西娅的父亲。杰克希望他回来，他们好一起离开。他动作笨拙地走到对面，坐到长凳上，坐在马歇尔·尼科尔斯先生和约翰·罗伯茨先生之间。
“波西娅的父亲在哪里？”他问。
“考普兰医生在前屋，先生。”罗伯茨说。
“他是医生吗？”
“是的，先生，他是执业医师。”
外面的台阶上传来一阵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后门开了。一股暖和清新的微风缓解了闷滞的空气。先进来一个穿亚麻西装和镀金皮鞋的高个子男孩，怀里抱着一个纸袋。他后面是一个大约十七岁的男孩子。
“嗨，海伯尔。嗨，兰斯，”威利说，“你们给我带了什么？”
海伯尔向杰克刻意地鞠了个躬，把两个果酱罐装的酒放在桌上。兰斯在它们旁边摆上一个盖了干净的白餐巾的碟子。
“这酒是社团送的，”海伯尔说，“兰斯的母亲送了些桃酥过来。”
“医生怎么样了，波西娅小姐？”兰斯问。
“宝贝，他最近病得很厉害。最让我害怕的是他那么强壮。一个人病成他那样突然变得强壮是个坏兆头。”波西娅转向杰克，“你觉得它是个坏兆头吗，布朗特先生？”
杰克茫然地看着她。“我不知道。”
兰斯阴沉地瞥了杰克一眼，将他变小的衬衫袖口拉下来。“请向医生转达我们全家的问候。”
“我们非常感谢，”波西娅说，“父亲前阵子还说起你。他有本书想给你。等一下，我去拿，还有把碟子弄干净还给你母亲。她做这事真是太体贴了。”
马歇尔·尼科尔斯先生挨近杰克，似乎要和他说话。这老人穿了细条纹裤和礼服，扣眼那里插了一枝花。他清了清喉咙说：“很抱歉，先生——但我们不可避免地在无意中听到你和威利的部分交谈，关于他目前的困境。必然地，我们已考虑过什么是最好的办法。”
“你是他的亲戚，还是教堂的牧师？”
“不，我是药剂师。你左手边的约翰·罗伯茨在邮政局工作。”
“邮差。”约翰·罗伯茨重复道。
“请允许我——”马歇尔·尼科尔斯从口袋里拿出一条黄色的丝绸手帕，小心翼翼地擤他的鼻子，“我们当然充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无疑，作为美国这个自由国家里的有色人种成员，我们渴望为了发展和睦关系而尽自己的力。”
“我们一直希望做正确的事。”约翰·罗伯茨说。
“我们理应小心地努力，不要损害已经建立的和睦关系。那么，通过这种渐进的方式，一个更好的环境会出现的。”
杰克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我不懂你们说什么。”热气让他快窒息了。他想出去。仿佛有一层薄雾蒙住了眼睛，周围的面孔全是模糊的。
威利在对面吹口琴。巴迪和海伯尔在听。音乐沉重而忧伤。曲子结束后，威利在胸前衬衫上擦了擦他的口琴。“我好饿，好渴，旋律都被嘴里的口水打湿了。我很乐意尝试一下布吉乌吉<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喝点好酒是唯一的办法让——让我忘记这鬼痛。我要是能知道我的脚——脚在哪里，能每天晚上喝到一杯杜松子酒，我就没那么痛了。”
“别抱歉，宝贝。你马上就有了，”波西娅说，“布朗特先生，你来一块桃酥和一杯酒吧？”
“谢谢，”杰克说，“好的。”
波西娅麻利地铺上了桌布，摆好一个碟子，一个叉子。她倒了满满的一杯酒。“就当自己家一样。你不介意的话，我要招呼其他人了。”
果酱罐一人一口地传了下去。海伯尔把罐递给威利前，借用了波西娅的口红，在罐上画了条红线设定了用量的界线。屋里满是咯咯的说话和笑声。杰克吃完了酥饼，拿着酒杯回到两个老人中间。自酿的酒像白兰地一样醇厚而强烈。威利拿着口琴开始吹一首低沉忧伤的曲子。波西娅打着响指，在屋里拖着脚步走。
杰克看着马歇尔·尼科尔斯。“你说波西娅的父亲是医生？”
“是的，先生。的确是。一个熟练的医生。”
“他怎么了？”
两个黑人小心地对视了一眼。
“他发生了意外。”约翰·罗伯茨说。
“什么意外？”
“坏的意外。糟透了。”
马歇尔·尼科尔斯折叠又打开他的丝绸手帕。“我们刚才说过，重要的是别损害和睦的关系，而是要热诚地尽其所能促进它。我们有色人种成员必须尽一切办法努力提升我们的公民。在屋子那边的医生尽了一切努力。但有时我觉得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不同种族的特点和处境。”
杰克不耐烦地吞下最后的一大口酒。“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老兄，说得简单点，我压根听不懂你说的。”
马歇尔·尼科尔斯和约翰·罗伯茨相互递了一个受伤的眼神。对面的威利还在吹曲子。他的嘴唇在口琴的方孔上缓慢地移动，像肥胖、皱巴巴的毛毛虫。他的肩膀既宽又壮。他大腿的残部随着节奏而颤动。海伯尔在跳舞，巴迪和波西娅在打拍子。
杰克站起来，刚站直他就意识到自己醉了。他脚步踉跄，带着报复的快感，他扫视了四周，但似乎没人注意到他。“辛格在哪里？”他声音浑浊地问波西娅。
音乐停了。“奇怪，布朗特先生，我以为你知道他走了。你坐在桌前吃桃酥时，他在门口，伸出手表向你示意他要走了。你直勾勾地看着他，摇着头。我以为你知道呢。”
“也许我在想别的事情。”他转向威利，生气地对他说：“我还没有告诉你我来这儿的目的呢。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让你做什么。我只想——我只想这个。你和另外两个男孩为发生的事情作证，我来解释为什么。为什么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是什么。我本想推着手推车，带你到处转转，你本该和大家说说你的故事，我来解释为什么。也许这样有点意义。也许——”
他感觉到他们在笑他。困惑使他忘了自己想说的话。屋里全是陌生的黑脸，空气太闷热难以呼吸。他看见一道门，摇摇晃晃地向它走去。他进了黑暗的储藏室，里面有药味。他的手拧开另一个门把手。
他站到了一间白色小房间的门槛处，里面只有一张铁床、一个橱柜和两把椅子。床上躺着那个可怕的黑人，他曾在去辛格房间的楼梯上遇见他。他的脸在硬邦邦的白枕头衬托下显得很黑。黑眼睛里有着火辣辣的憎恨，但厚实淤青的嘴唇很镇定。除了呼吸时鼻翼那缓慢宽阔的颤动，他的脸像一具黑面具般了无生气。
“出去。”黑人说。
“等等——”杰克无助地说，“你为什么这样说？”
“这是我的房子。”
杰克的目光无法离开黑人那可怕的脸。“但是为什么？”
“你是一个白人和一个陌生人。”
杰克没有离开。他笨重而小心地走到一把白色的直背椅子上坐了下来。黑人的手在床单上摸索。他的眼睛如火般闪烁。杰克看着他。他们等着。房间里有一种紧张的氛围，如同阴谋或者爆炸前的死寂。
午夜过去很久了。春天早晨那温暖而黑暗的空气搅动着屋里缭绕的蓝色烟雾。地板上有皱巴巴的纸团和半空的杜松子酒瓶。烟灰落在床单上。考普兰医生的脑袋紧紧压着枕头。他脱掉了晨袍，白色棉睡衣的袖口卷到了胳膊肘处。杰克坐在椅子上，身子向前倾。他的领带松了，衬衫的领子被汗水浸蔫了。这几个小时里，他们之间进行了煎熬的长谈。现在暂停了。
“所以时候到了——”杰克开口。
但考普兰医生打断他。“也许，我们现在必须——”他声音嘶哑地咕哝着。他们都停了。都凝视着对方，等待。“很抱歉。”考普兰医生说。
“对不起，”杰克说，“请说下去。”
“不，你继续。”
“嗯——”杰克说，“我不会接着说刚才的话了。关于南部我们应有最后的结论。压抑的南部。被浪费的南部。被奴役的南部。”
“还有黑人。”
为了沉住气，杰克拿起脚边的瓶子，长长地喝了一大口灼热的酒。他慢吞吞地走到橱柜那里，捡起一个拿来镇纸的劣质地球仪。他在手里慢慢地转动着它。“我能说的就是这个：这个世界充满了卑鄙和邪恶。哼！地球四分之三的地方处于战争或者压迫里。骗子和恶魔联合，明白的人却是孤岛，手无寸铁。但是！但是你要让我指出这个地球上最野蛮的地区，我会指这里——”
“看仔细点，”考普兰医生说，“你指到海洋里了。”
杰克又转动地球仪，他迟钝肮脏的手指按在一个仔细选择的地方。“这里。这十三个州。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读书，四处走。这该死的十三个州我都去过。我在每个州都工作过。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想的理由。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有丰富的物资，却没有多余的给那些贫困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何况，我们的国家建立在本应是伟大和真实的原则之上——自由、平等和人权。哼！可是这个开端带来了什么呢？这里有几十亿资产的公司——却有几十万人没饭吃。在这十三个州里，对人类的剥削是如此的——这个，你真得亲眼去看看。我这一生见到许多能让人疯狂的事情。起码有三分之一的南部人从生到死，根本不比欧洲任何一个纳粹国家里最底层的农民强。租地农场上的工人一年的平均工资只有七十三美元。请注意，这是平均工资。佃农的工资从三十五到九十美元不等。而一年三十五美元意味着一整天的劳动只值十美分。到处是糙皮病、钩虫病和贫血症。还有十足的饥荒。但是！”杰克脏脏的指关节擦着嘴唇。汗珠立在他额头上。“但是！”他重复道，“那还只是看得见摸得到的邪恶。还有更恶劣的。我讲的是如何向人民隐瞒真理。他们被灌输的那些事让他们看不到真相。有毒的谎言。不允许他们知道真相。”
“还有黑人，”考普兰医生说，“要想明白我们的情况你必须——”
杰克粗野地打断他。“谁拥有南部？北方的公司拥有整个南部的四分之三。他们说老母牛到处吃草——在南部，在西部，在北部和东部。但它只在一个地方挤奶。它乳涨时，老奶头只在一处晃悠。它到处吃草，在纽约挤奶。拿走我们的棉纱厂，我们的纸浆厂，我们的鞍具厂，我们的床垫厂。北部拥有它们。怎么回事呢？”杰克的胡子愤怒地颤抖，“有一个例子。地点在一个根据美国工业伟大的家长体制而建立的工厂村。虚位所有权。村里有一个巨大的砖厂，大约四五百个棚屋。这些房子不适合人类住。而且，这些房子当初就是按贫民窟来造的。这些棚屋只有两个或三个房间，加一个厕所——远远不如建牲口棚时考虑得周到。也不如造猪圈时花的心思多。因为这种制度下，猪有价值，人没有。骨瘦如柴的工厂小孩可没法做成猪排或香肠。如今，你只能卖掉人的一半，但是猪——”
“等等！”考普兰医生说，“你偏离正题了。而且，你没有注意到黑人这个非常独立的问题。我一句话都插不上。所有这些我们都讨论过，但是不将黑人问题包括进去，不可能看清整体状况。”
“回到我们的工厂村，”杰克说，“一个年轻的棉纺工从他能找到工作起，开始一周挣八到十美元，还不错的收入。他结婚。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女人也得在工厂上班。两人都工作，他们的工资加起来算一周十八美元吧。哈！他们要拿出四分之一来租工厂提供的棚屋。他们在公司拥有或控股的商店买食品和衣服。每一样东西商店都卖贵了。有了三四个孩子后，他们就被套住了，就像套上了锁链。这就是农奴制的全部原理。然而，在美国，我们说自己是自由的。可笑的是，这个说法被深深注入那些佃农、棉纺工等所有人的脑袋里，他们都深信不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真相，可是用了一大堆该死的谎言啊。”
“只有一条出路——”考普兰医生说。
“两条。只有两条。曾有一段时期，这个国家在扩张。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哼！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一去不返了。不到一百家公司鲸吞了一切，只剩下点残骸。这些企业早已把人们的血吸干了，骨髓熬干了。大扩张的旧日子已去。资本主义民主的整套机制是——腐烂和败坏的。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条：法西斯。另一条：最彻底的、最永恒的改革。”
“还有黑人。别忘了黑人。一直以来，在我和我的同胞看来，南部就是法西斯主义，一直都是。”
“对。”
“纳粹践踏了犹太人的法律、经济和文化生活。这里的黑人从来就不能享有这些。如果说，在德国发生的大规模和戏剧性的抢钱抢物没在这里发生，不过是因为黑人从没有积累财富的可能。”
“这就是制度。”杰克说。
“犹太人和黑人，”考普兰医生苦涩地说，“我们同胞的历史和犹太人漫长的历史是旗鼓相当的——只是更血腥，更野蛮。像某种海鸥，假如你抓到其中一只，在它脚上缠一根红细麻线，其余的同类会把它啄死。”
考普兰医生摘下眼镜，在断了的铰链处用金属丝又重绑了一下。然后在睡衣上擦了擦眼镜。他的手因激动而颤抖。“辛格先生是犹太人。”
“不是，这你错了。”
“但我肯定他是的。这个名字，辛格。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认得他的民族。从他的眼睛。再说，他和我说过。”
“怎么会，他不可能说过，”杰克坚持着，“他是我见过最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爱尔兰和盎格鲁-撒克逊。”
“但是——”
“我很确定。绝对的。”
“好吧，”考普兰医生说，“我们别争了。”
外面黑沉沉的空气已经凉快下来，屋里有了点凉意。几乎是黎明了。尚未破晓，天空是丝一般光泽的深蓝，月亮已从银色过渡到白色。四下寂静，黑漆漆的屋外只有一只春鸟清越孤独的啼鸣声。尽管有微风从窗户吹进来，屋里的空气还是难闻和压抑。有一种既紧张又疲惫不堪的感觉。考普兰医生从枕头上向前屈身。他的眼睛充血，手抓着床单。睡衣的领口滑至骨头突起的肩膀。杰克的脚后跟搁在椅子的横轴上，硕大的手交叉放在膝盖间，呈一种期待和孩子气的神态。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头发乱糟糟。他们看着对方，等着。沉默越久，他们之间的压力绷得越紧。
最后考普兰医生清了一下喉咙说道：“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来这里。我相信，我们彻夜谈论这些话题不会毫无目的。我们谈了一切，只剩最关键的问题——出路。一定要做些什么。”
他们仍然看着对方，等待。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期待。考普兰医生靠着枕头坐得直直的。杰克的手撑着下巴，身体前倾。暂停状态在持续。然后，犹豫不决地，他们俩同时开口。
“对不起，”杰克说，“你先说。”
“不，你说。你先说。”
“说吧。”
“嗤！”考普兰医生说，“请继续。”
杰克那如在雾中、神秘的眼睛盯着他看。“是这样。这是我的看法。人们唯一的出路是求知。只要知道真相，人们就不能再忍受压迫。只要有一半人知道真相，整个斗争就赢了。”
“是的，只要他们明白了这个社会的运作。可是，你打算如何告诉他们呢？”
“听着，”杰克说，“想想连环信。一个人寄信给十个人，这十个人又分别寄给十个人——你懂吗？”他迟疑了，“不是说我来写信，但意思是一样的。我只是四处宣讲。如果在一个小镇，我能把真相告诉十个不明白的人，我就感觉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明白吗？”
考普兰医生惊讶地看着杰克。然后嗤之以鼻。“别天真了。你不可能就这样四处宣讲。还连环信，明白和不明白！”
杰克的嘴唇颤动，立马因生气而皱眉。“好吧。那你有什么主意呢？”
“首先，我要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也想得和你差不多。但我已知道这种态度是多大的错误。半个世纪以来，我曾以为耐心是明智的。”
“我没说要耐心。”
“面对野蛮，我是谨慎的。在不公正面前，我保持平静。为了想象中的大局，我牺牲了眼前的事物。我相信舌头，而不是拳头。我教导人们，在灵魂里保持耐心和信仰是反抗压迫的盔甲。我现在知道我错得多么离谱。我那是对自己和我的同胞们的背叛。全是胡说八道。现在是行动、迅速行动的时候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去战斗。”
“但是怎么做呢？”杰克问，“怎么开始？”
“怎么？走出去，去行动。将人民集合起来，让他们示威。”
“哼！最后一句出卖你了——‘让他们示威’。让他们就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去示威，能有什么好处？你是往猪的屁眼里填鸭。”
“这种粗俗的话让我很讨厌。”考普兰医生一本正经地说。
“看在基督的份儿上！我不在乎你讨厌不讨厌。”
考普兰医生举起手。“我们别那么激动，”他说，“让我们努力达成一致吧。”
“同意。我不想和你争吵。”
他们沉默了。考普兰医生的目光从天花板的一头移到另一头。有几次他润了润嘴唇想开口，但每次，话都只形成半截，闷在嘴里吐不出来。最后，他说道：“我给你的建议是这个。别试图单打独斗。”
“但是——”
“但是，没有但是，”考普兰医生教诲道，“最致命的事莫过于一个人想单打独斗。”
“我明白你的意思。”
考普兰医生将衣领拉起来，盖过瘦削多骨的肩膀，收紧在喉咙处。“你相信我的同胞为他们的人权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吗？”
医生的激动和他温和沙哑的提问，让杰克突然热泪盈眶。一阵冲动的、鼓胀的爱，让他一把抓住床单上那只黝黑干枯的手，紧紧握住它。“当然。”他说。
“我们极度的贫困？”
“是的。”
“欠缺公正？痛苦的不平等？”
考普兰医生咳起来，把痰吐到一张方纸片里，他在枕头下放了很多种这纸片。“我有一个计划。是个很简单浓缩的计划。我只想聚焦在一个目标上。今年八月，我打算带领这个郡一千多黑人去游行。去华盛顿游行。所有人团结成一个坚固的身躯。你去看看那边的橱柜，能看见我这周写的一叠信，我会亲自寄出。”考普兰医生的手在窄小的床的边缘上紧张地来回滑动。“你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吧？你要记得我给你的唯一忠告是：别企图单打独斗。”
“我明白。”杰克说。
“一旦你开始了，就要全力以赴。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你的工作永无止境。你必须毫不吝惜地奉献你的一切，不要指望个人回报，没有休息，也别指望休息。”
“为了南部的黑人的权利。”
“南部和我们这里每个郡。这事要么就全力以赴，要么就不做。只有是或者不是。”
考普兰医生靠回到枕头上。只有他的眼睛还神采奕奕。它们像烧红的炭在他脸上燃烧。高烧使得他的颧骨呈现可怕的紫色。杰克皱着眉头，他的指关节顶着他柔软、宽厚和颤动的嘴唇。脸涨得通红。外面，破晓的第一缕微弱的光照了进来。拂晓，天花板上垂吊的电灯格外丑陋刺眼地亮着。
杰克立了起来，僵硬地站在床脚边。他语气坚决地说：“不。这观点根本不对。我非常肯定它不对。首先，你们根本出不了镇。他们会驱散你们，说这是对公共健康的威胁——或类似的编造的理由。他们会逮捕你，没有任何结果。即使奇迹发生，你们去了华盛顿，也是一样徒劳。为什么，因为整个想法都是疯狂的。”
痰在考普兰医生的喉咙里发出刺耳的响声。他的声音粗糙刺耳。“既然你那么快就发出不屑和谴责，那你又有什么可替代的想法呢？”
“我没不屑，”杰克说，“我只是说你的计划是疯狂的。我今晚来这里，是带着一个比这好得多的主意。我希望你的儿子威利和另外两个男孩坐在推车里，让我推着他们到处走。让他们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来说为什么。换言之，我要做一个演讲，讲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揭穿它所有的谎言。我会解释，大家会因此明白这些男孩的腿为何被割下来。让每个看到的人都明白。”
“呸，我再呸！”考普兰医生怒不可遏地说，“真不敢相信，你这么没脑子。它根本不值一笑。我以前还从没机会亲闻如此的谬论呢。”
痛苦的失望和愤怒让他们相互瞪着。外面街道上传来手推车的嘎吱声。杰克咽了咽口水，咬着嘴唇。“哼！”他终于说道，“你是唯一疯了的人。你做的每件事都完全是倒退。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黑人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这些州的一千五百万黑人都给阉了。”
“这才是你藏在那些正义的夸夸其谈之下的所谓好主意。”
“我没说应该这么做。我只是说，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杰克痛苦地斟酌用词，缓慢地说，“工作要从基础做起。打破旧观念，建立新的。为世界打造一套全新的模式。第一次让人成为社会动物，生活在一个有序的、受控的社会里，不再为了生存而被迫不义。一个社会传统，它——”
考普兰医生讽刺地鼓掌。“很好，”他说，“可是织布前，你总得先摘棉花吧。你和你那套不切实际的不作为理论能——”
“闭嘴！你和你那一千个黑人是否游荡到一个叫华盛顿的臭粪坑里，有谁在乎？它能带来什么变化？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建立在黑暗的谎言上时，这么一些人又有什么意义——一千个人，黑的、白的、好的、坏的？”
“有用！”考普兰医生气喘地说，“有用！有用！”
“什么都不是！”
“在公正面前，地球上最卑鄙和最邪恶的灵魂是更值钱的，比——”
“噢，见鬼去！”杰克说，“算个球！”
“亵渎者！”考普兰医生尖叫，“下流的亵渎者！”
杰克摇动着床的铁条。他额头上的青筋快要爆裂了，脸气得发黑。“目光短浅的死脑筋。”
“白人——”考普兰医生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但没有声音。最终他挤出被噎住的伤心话：“魔鬼。”
明媚金色的早晨在窗外。考普兰医生的脑袋又倒在枕头上。他的脖子扭曲得快要断了，嘴角有血泡。杰克又看了医生一眼，剧烈地抽噎着，低着头冲出了房间。
14
现在，她不能待在里屋了。任何时候，她身边得有个人。每分每秒，得做点什么事。如果一个人待着，她就数数或计算。她数起居室墙纸上的所有玫瑰。她计算出整个房子的体积。她数了后院的每片草和灌木丛里的每片叶子。因为，她的脑袋若没有被数字占据的话，那糟糕的恐惧感就会来。五月的这些下午，她从学校走路回家，突然间，她得飞快地想些什么。一件好事——非常好。也许，她会想到一段快节奏的爵士乐。或者是回家后冰箱里的那碗果冻。或者是躲到储煤室里抽支烟。也许去想象遥远的未来，她到北方去看雪，甚至到国外某个地方旅行。只是，关于好事的念头不能持久。果冻五分钟后就没了，烟也抽完了。之后呢，还有什么？数字在她脑袋里乱成一团。雪和异域都是很遥远、很遥远的事。还有什么？
只有辛格先生。她想跟着他，不管天涯海角。早晨的时候，她看着他走下门前的台阶去上班，她在他背后一路跟随，隔着半条马路。每天下午一放学，她就到他上班的店铺附近的街角晃悠。四点钟，他会出来买可口可乐。她看着他穿过马路，走到药房，总算又走出来。她跟着他从店铺回家，有时甚至跟着他散步。她总是远远跟随。他不知道。
她会上楼去他房间。她会先擦洗净脸和手，在裙子前面喷点香草花露水。现在，她一周只去两次，不想让他感到厌烦。大多数时候，她打开门会看见他坐在那副奇特漂亮的棋盘前。然后她就和他在一起。
“辛格先生，你有没有在一个冬天会下雪的地方住过？”
他的椅背后仰斜靠着墙，点了点头。
“和这里不一样的国家——国外？”
他再次点头，并用他的银色铅笔在便笺本上写字。他曾在加拿大的安大略旅行过——与底特律隔着一条河。加拿大在很北的北方，白雪会在屋顶上堆积起来。那里是五胞胎<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和圣劳伦斯河所在地。人们在街上跑来跑去，相互说法语。往北再深入，有纵深的森林和白色的圆顶冰屋。在北极地区还有美丽的极光。
“你在加拿大时，你有没有出去弄点刚落的雪，混着奶油和糖一起吃？我曾在书上读过，这样的吃法很棒。”
他将头扭到一边，没听懂。她不能再重复了，因为，突然间，这问题显得很幼稚。她只是看着他，等着。他脑袋硕大的黑影映在他身后的墙壁上。电风扇让闷滞、酷热的空气凉爽了些。一切是安静的。仿佛他们想要告诉对方那些他们从未说过的事。她想说的事很糟糕，让她害怕。但他要说的话却如此真诚，能让一切好起来。也许是一件既不能言说，也不能写出来的事。也许他只能用别的方式让她明白。这是她对他的感觉。
“我只是想问问你加拿大的事——不过，也没什么意思，辛格先生。”
楼下，家中的房间里有着太多的烦心事。埃塔还是病得很重，不能和她们俩挤在一张床上。窗帘一直是拉起来的，阴暗的房间里有着难闻的病人气味。埃塔的工作没了，这意味着一周少了八美元，还要支付医药费。接着，有一天拉尔夫在厨房里乱转，碰到厨房的火炉把自己烫伤了。手上绑的绷带让他发痒，得整天有人看着他，否则他要抓破水泡。乔治过生日时，他们买了一辆小小的红色自行车给他，把手前有铃铛和一个篮子。这个礼物，家里所有人都凑了钱。但埃塔没了工作后，他们再也付不起了，分期付款的账单拖欠两期后，商店派人来取走了自行车。乔治眼睁睁看着那个人沿着门廊将车推走，经过乔治时，乔治踢了一脚后面的挡板，然后跑到储煤室，把门锁上。
总是钱，钱，钱。他们欠着杂货店的钱，有些家具他们欠着最后的分期款。现在，他们既然失去了房子，当然也欠了房钱。屋里的六间房总有房客住，但从没有人按时交房租。
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爸爸每天出门找另一份工作。他不能再做木工活了，因为，只要离地超过十英尺，他就紧张不安。他应聘了很多工作，但没人雇他。最后，他想到了这个主意。
“这是广告，米可，”他说，“我想到这个结论，现在，我的钟表修理生意最大的问题是广告。我得推销我自己啊。我得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会修表，修得又好又便宜。你就记住我的话好了。我得把这生意做大起来，我的余生能够让这个家都过上好日子。就通过广告。”
他拿回家一打锡纸和一些红颜料。接下来一周他非常忙碌。在他看来，这主意简直厉害得要命。前屋的地板上全是广告。他趴在地上，专心致志地写每个美术字母。他一边干活，一边吹着口哨，摇头晃脑。他好几个月没这样开心和高兴过了。时不时地，他会穿上他的好西装，走到街角喝杯啤酒，保持平静。他的广告开头是这么写的：
威尔伯·凯利
钟表修理
价廉而专业
“米可，我想它们一下子就能吸引眼球。不管在哪儿看见，都很突出。”
她帮他弄，他给了她三个五分币。开始的时候，广告还不错。后来，他费了太多心思在上面，反而弄糟了。他想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在四个角，在顶部和底部。他还没完成，广告上已经充满了诸如“非常便宜”“立马过来”和“给我任何一块表，我就让它走”。
“你写那么多在广告上，根本没人读。”她告诉他。
他又拿回家一些锡纸，把设计的事情交给她。她设计得很简洁，只有大号的印刷字体和一个钟的图案。很快他有了整整一堆广告。他的一个朋友开车将他送到野外，他把它们钉在树上和篱笆上。他在街区的两头都贴了广告，还有一个黑手指向他们家的标记。在房子前门也有一个标记。
弄完广告后的那天，他坐在前屋里等待，穿着干净的衬衫，打着领带。什么也没发生。珠宝商送来了几个钟，是他店里忙不过来的活，他半价代做。仅此而已。他勉强接下。他不再出门找工作，但每时每刻，都在家里忙个不停。他把门拆下，给铰链涂油——不管有没有必要。他给波西娅配黄油，擦楼上的地板。他捣鼓出一个装置，能让冰箱里的水从厨房的窗口排出去。他给拉尔夫刻了些好看的字母方块玩具，还发明了小小的穿针器。极其精心和耐心地去修理寥寥可数的几块需要他修理的手表。
米可依然跟着辛格先生。其实她不想。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跟在他后面似乎哪里不对劲。有两三天她逃学了。她跟着他去上班，然后在他店铺附近晃荡了一整天。他在布瑞农先生那里吃午饭时，她也进了咖啡馆，花五分钱买一包花生仁。晚上，她跟着他进行黑暗漫长的散步。她在街道的另一边，走在后面，相隔大概一个街区。他停下来时，她也停下来——他要走得快，她就小跑着跟上他。只要能看见他，在他附近，她就觉得很幸福。但是，有时她有古怪的感觉，知道自己在做一件错事。所以，她尽力让自己在家忙碌。
她和她爸在这方面很像，必须得有点什么事情做。她关注着家中和左邻右舍所有的事。斯伯尔瑞布斯的姐姐在晚间电影院的抽奖活动里赢了五十美元。贝彼·威尔森解下头上的绷带了，但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她不能在今年的晚会上跳舞了，她母亲带她去看时，她在一支舞曲间大喊大叫，舞曲停了，他们只能将她拖出歌剧院。在人行道上，威尔森太太不得不揍她，让她安静。威尔森太太也哭了。乔治恨贝彼。她经过房子时，他会捏着鼻子，堵上耳朵。彼特·威尔斯离家出走，消失了三周。他回来时，没穿鞋子，非常饥饿。他吹牛说自己如何一路走到了新奥尔良。
因为埃塔，米可依然睡在起居室。短沙发太憋屈了，因此她不得不在学校的自习室补觉。每隔一个晚上，比尔和她交换，让她和乔治一起睡。然后，他们好运气地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楼上有个人搬走了。报纸上的广告登了一周没人理会之后，他们的妈妈和比尔说，他可以搬到楼上的空房间。比尔很高兴拥有一个和家人分开、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她搬去和乔治在一起。他睡觉像一只暖暖的小猫，呼吸很轻。
她知道那夜晚时光又回来了。不过，和去年夏天的不一样了，那时她独自走在黑暗里，听着音乐，想着计划。现在的夜晚不一样了。她醒着，躺在床上。奇怪的恐惧感降临。仿佛天花板正慢慢压向她的脸庞。房子如果崩塌会怎么样？有一次，她爸爸说过整座房子都应该被判为危房。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也许某个晚上，他们正睡着觉，那墙壁会裂开，房子会倒塌？将他们都埋在水泥、碎玻璃和被砸烂的家具里？他们不能动，也不能呼吸？她清醒地躺着，肌肉僵硬。在夜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是有人在走路吗——她之外，还有人也醒着——辛格先生？
她从没想过哈利。她决心忘掉他，她也真忘了。他写信来说他在伯明翰的汽车修理厂找到一份工作。她回了一封明信片，写着“没事”，按他们原先的计划。他每周给他母亲寄来三美元。自他们一块儿去树林到现在，时间好像已过了很久。
白天，她在外屋忙。但到了夜晚，她在黑暗里一个人待着数数却不满足了。她需要某个人。她尝试让乔治也醒着。“别睡觉，在黑暗里聊天多有趣。让我们在一块儿聊会儿吧。”
他打着瞌睡，回了一句。
“看窗外的星星。很难想象每一颗小星星都像地球一样大。”
“他们怎么知道呢？”
“他们就是知道。他们有方法测量。那是科学。”
“我不相信。”
她想挑衅他引起一场辩论，那样他就会生气，保持清醒。他只是由着她讲，没怎么在意。过了一会儿他说：
“看，米可！你看见那个树枝了吗？像不像一个躺着的清教徒祖先，手里握着枪？”
“真是像。分毫不差。看看那边写字台的上面。那个瓶子像一个戴帽子的傻瓜吧？”
“不，”乔治说，“我觉得那个一点都不像。”
她拿起地上的一杯水喝了一口。“我和你玩个游戏吧——猜名字游戏。你如果想，你可以来考我。随你想玩哪个，让你选。”
他小小的拳头遮住了脸，呼吸安静平和，他要睡觉了。
“等一下，乔治！”她说，“游戏很好玩的。我是个M字母打头的人。你猜我是谁。”
乔治叹了口气，他的声音疲惫。“你是哈勃·马克斯？”
“不是，我可没演过电影。”
“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我名字是字母M开头，我住在意大利。你应该能猜到。”
乔治往自己的方向翻了个身，卷成一团。没有回答。
“我名字是字母M开头，有时候，也被叫作另一个字母D开头的名字。在意大利。你能猜到的。”
房间很安静，很黑，乔治睡着了。她又拧他又揪他耳朵，他发出不高兴的声音，但没有醒来。她挨近他，把脸贴在他热烘烘的、小小的裸肩上。他会睡足一整夜，她则在边上做十进位算术。
楼上房间的辛格先生也醒着吗？天花板上的嘎吱声是因为他在静悄悄地走动、喝着冰橙汁、研究桌上摆的棋子吗？他是否有过她这样的恐惧感呢？没有。他没做过一件错事。他从不犯错，他的心在夜里是宁静的。不过，他同时也理解。
她要是能和他说说这些，就会好多了。她想过如何开口对他说。辛格先生——我认识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辛格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这样一件事——辛格先生。辛格先生。她一遍遍地念他的名字。她爱他胜过家里的任何人，甚至超过对乔治或她爸的爱。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爱。她过去从没体验过这样的情感。
早晨的时候，她和乔治一起穿衣服、说话。有时候，她格外想靠近乔治。他长高了，苍白消瘦。他软软的红发杂乱地耷拉在耳朵上。他锐利的眼睛老在睨视，因此，脸上的表情带有敌意。他的恒牙长出来了，却是发蓝的，像他的乳牙一样疏落。他的下巴常常是歪的，因为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用舌头去舔疼痛的新牙。
“听着，乔治，”她说，“你爱我吗？”
“当然。我很爱你。”
这是炎热、晴朗的上午，学校放假前的最后一周。乔治衣服穿好了，趴在地上做算术题。他脏兮兮的小手指紧紧握住铅笔，不断地折断铅笔尖。他完成作业后，她搂着他肩膀，使劲地看着他。“我指很多的爱。很多很多。”
“放过我吧。我当然爱你。你不是我姐嘛！”
“我知道。假如我不是你姐姐呢。你还会爱我吗？”
乔治向后退。他没有衬衫了，穿了件脏脏的毛线套头衫。他的手腕细细的，血管发蓝。毛线衫的袖子被拉长了，松松垮垮的，让他的手看着很瘦小。
“你要不是我姐，我就不认识你。那我不可能爱你。”
“假如你认识我呢，我也不是你姐。”
“但你怎么知道我会认识你呢？你无法证明。”
“好吧，你就想当然一下，假装认识。”
“我想我会挺喜欢你的。但我还是要说你无法证明——”
“证明！你脑袋里就是这个词。证明或恶作剧。一切的事情不是恶作剧就是需要被证明的。我受不了你。乔治·凯利。我讨厌你。”
“好啊。那我也不喜欢你了。”
他爬到床底下找什么东西。
“你在下面找什么？你最好别碰我的东西。我要是抓到你在瞎动我私人的盒子，我会将你脑袋砸到墙上去，我会的，我会把你脑袋踩烂。”
乔治从床底爬出来，拿着他的拼写课本。他肮脏的小爪子伸进床垫的一个洞里，他在里面藏了玻璃弹珠。没什么能吓到这孩子。他慢条斯理地挑了三颗绿色的玛瑙纹珠子，带在身上。“呀，呸，米可。”他回她。乔治太小了，太难对付。爱他没有任何道理。他懂的东西比她还少。
学期结束了，她通过了每门课——有的课拿了A+，有的课岌岌可危。日子漫长酷热。终于她又能钻研音乐了。她开始写些小提琴和钢琴曲子。她写歌。脑子里永远是音乐。她听辛格先生的收音机，在房子里转悠，思索刚听过的节目。
“米可哪里不舒服了？”波西娅问，“她怎么变成了哑巴？她转来转去，一句话不说。甚至都不像以前那么贪吃了。她现在成了一个规矩的淑女。”
她似乎以某种方式在等待——但是在等什么，她不知道。耀眼的、炽热的阳光几乎把街道烤焦了。白天，她要不研究音乐，要不和孩子们玩。以及等待。有时候，她仓促地扫视一眼周围，莫名的惊慌。然后，到了六月下旬，发生了一件很突然的事情，如此重要，这事情改变了一切。
那晚，他们都到外面的门廊上。黄昏的光线迷离而柔和。晚饭差不多好了，卷心菜的气味从敞开的大厅飘了过来。所有人都在，除了黑兹尔和埃塔，黑兹尔还没下班，埃塔躺在病床上。他们的爸爸靠在椅子里，穿短袜的脚搁在栏杆上。比尔和孩子们坐在台阶上。他们的妈妈坐在秋千上，用报纸扇风。街对面，邻居中一个新来的女孩穿了一双四轮滑冰鞋在人行道上来回滑行。路灯正在亮起来，远处有个男人在叫谁的名字。
然后黑兹尔到家了。她的高跟鞋踩在台阶上噔噔响，她懒懒地靠在栏杆上。晦暗的暮色里，她胖胖的、软软的手在抚摸脑后的辫子，显得如此白皙。“我真希望埃塔能工作，”她说，“我今天发现了这样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他们爸爸问，“是我能做的吗？还是只适合女孩子？”
“只适合女孩子。伍尔沃斯的一个员工下周要结婚了。”
“十分钱店——”米可说。
“你有兴趣？”
这问题让她大吃一惊。她才在想前天在那里买的一袋冬青糖。她感到激动和紧张。她把刘海捋到额头上，数着最早在天空中出现的几颗星星。
他们的爸爸将烟弹落到人行道上。“不，”他说，“我们不想让米可这个年纪就担起太多责任。等她长大后，不管怎么样，让她好好成长。”
“我同意，”黑兹尔说，“我真觉得让米可开始上班是错的。我认为不对。”
比尔把拉尔夫从大腿上放下来，在台阶上摩擦着脚。“不到十六岁任何人都不应该工作。米可还有两年，让她读完技校——如果能应付。”
“即使我们得放弃这栋房子，搬到工厂区，”他们妈妈说，“我也要多留米可在家里一段时间。”
她一度很害怕他们会逼她做这份工作。她会说她要离家出走。但他们的立场，真的感动了她。她为此激动。他们都在谈她——如此亲善。她为先前害怕的感觉而羞愧。突然间，她爱家里所有的人，她的喉咙发紧。
“工资有多少钱？”她问。
“十美元。”
“一周十美元？”
“当然，”黑兹尔说，“你以为一个月才十美元？”
“波西娅都没挣那么多。”
“噢，黑人——”黑兹尔说。
米可的拳头在头顶上摩擦。“那可是很多钱。好工作。”
“没必要太雀跃，”比尔说，“我就能挣那么多。”
米可的舌头干了。她的舌头舔了舔嘴巴，润了润，开始说：“一周十美元可以买十五只炸鸡。或者五双鞋子，或者五条裙子。或者分期付款买收音机。”她想到了钢琴，但没有大声说出来。
“它能帮我们渡过难关，”他们的妈妈说，“但我还是宁愿米可在家多待一段时间。现在，当埃塔——”
“等等！”她有种冲动、不顾一切的感觉，“我想要那工作。我能保住它。我知道我可以。”
“听小米可的。”比尔说。
他们的爸爸用火柴棒剔牙，把脚从栏杆上挪下来。“唉，我们别急着下决定。我希望米可好好想一想。她不工作，我们怎么样也能撑下去。我想马上把修表的费用上涨百分之六十——”
“我忘了，”黑兹尔说，“我想他们那里每年还有圣诞节奖金。”
米可皱眉。“但我不想到那时还上班。我想在学校。我只想在假期上班，然后回学校。”
“当然。”黑兹尔飞快地说。
“我明天和你一起去，如果他们要我，我就上班。”
巨大的忧虑和紧张仿佛离开了这家人。黑暗里，他们开始说笑。他们的爸爸用火柴棒和手帕给乔治变戏法。然后又给了孩子五十美分到街角的小店买晚饭后喝的可口可乐。大厅里，卷心菜的味道越来越浓，猪排正在煎炸。波西娅叫唤了。房客早已经等在餐桌前。米可在餐厅吃晚饭。她盘子里的卷心菜叶蔫蔫的、黄黄的，她吃不下。她伸手去拿面包时，碰翻了一罐餐桌上的冰茶。
随后，她一个人待在前廊，等辛格先生回家。她渴望见到他。一个小时前的激动消失了，她现在恶心得要吐。她就要去十分钱店上班了，可她不想去。她感觉像落入了某个圈套里。那工作不会仅仅是暑假的事——而是很久，久到她不能想象。他们一旦习惯了这笔收入，就无法接受它没了。事情总是这样的。她立在黑暗里，紧紧握住栏杆。过了很长时间，辛格先生还没回来。到十一点钟，她走到外面想去找他。但是，黑暗中她突然感到害怕，跑回家了。
到了早晨，她仔仔细细地洗了澡，穿好衣服。黑兹尔和埃塔借给她衣服穿，帮她精心打扮。她穿了黑兹尔的绿丝绸裙，还有绿帽子、高跟鞋和长丝袜。她们在她脸上抹胭脂、涂口红、修眉毛。让她们打扮完之后，她看着至少有十六岁。
太晚了，已经没有退路。她真的长大了，得自谋生计。即使她现在去找她父亲，告诉他自己真实的感受，他会让她再等一年。黑兹尔、埃塔和她妈妈，就是现在，也还是会说她不一定要去。但她不能这么做。她不能这样丢脸。她上楼去找辛格先生。她的话一股脑儿全倒出来了：
“听我说——我想我有一份工作了。你怎么看？你觉得这是好主意吗？现在就退学去上班你觉得可以吗？你觉得好吗？”
他先是没听懂。他站在那里，手深深插进口袋里，灰眼睛半睁着。又有那种熟悉的感觉，他们在等对方说出过去从不曾说过的话。她现在没什么要说的，然而他得告诉她好话——他如果说工作听起来不错，她会好受一点。她慢慢地重复了一遍，等着。
“你觉得它好吗？”
辛格先生在考虑，然后点头说是。
她得到了那份工作。经理带着她和黑兹尔到后面的小办公室，和她们谈。后来，她想不起来那经理长什么样子，说了些什么。但她被雇用了，走出那个地方时，她买了十美分的巧克力和一套做模型的黏土给乔治。六月五日那天她要开始上班。她在辛格先生工作的珠宝店窗玻璃前站了很久，然后在街角晃荡。
15
又到了辛格去看安东纳帕罗斯的时间。一次漫长的旅途。他们之间的距离尽管不到两百英里，但火车线路蜿蜒，绕到很远的站去，夜晚时在个别车站又停留了很长时间。辛格下午离开小镇，坐了整整一夜的火车，直到次日清晨。和过去一样，他老早就做好准备。这次他计划要和老伙伴共度整整一周。他的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过，他的帽子被填塞固定，行李袋也收拾好了。他要带去的礼物用彩纸包装好——还有一个玻璃纸包装的豪华果篮和一箱新鲜运到的草莓。早晨，出发前他打扫了房间。在冰箱里，他发现了一点吃剩的鹅肝，便拿到巷子里给邻居的猫吃了。在门上他贴了以前贴过的、内容一样的字条，声称要外出出差几天。他从容地做着这些准备事项，颧骨上有两块明显的红晕。表情很隆重。
终于，出发时间马上就到了。他站在月台上，拎着箱子和礼物，看着火车的轮子滚动着在轨道上驶过来。他在硬座车厢找了个座位，举起行李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车厢挤满了人，多数是母亲和孩子。绿绒布面的座位污秽难闻。车窗很脏，地上散落着扔给新婚夫妇的米饭粒<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辛格对同车的人礼貌地微笑，靠到了座位上。闭上了眼睛。眼睫毛在陷下去的脸颊上添了一道弧形的黑色流苏。他的右手在口袋里不安地抽动着。
有一会儿，他的思绪徘徊在身后远离的小镇。他看见米可、考普兰医生、杰克·布朗特和布瑞农先生。他们的脸从黑暗里浮现，包围着他，让他觉得透不过气来。他想起布朗特和那个黑人之间的争吵。他对争吵的实质完全是糊涂的——但他们都有好几次突然长篇大论地指责当时不在场的另一方。他每次都赞同他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他同意什么。还有米可——她脸色迫切，说了很多他压根不懂的话。接着是“纽约咖啡馆”的比夫·布瑞农。有着乌黑如铁的下巴和锐利眼睛的布瑞农。还有在街上那些跟着他、莫名其妙地拽着他说话的陌生人。亚麻布店的土耳其人在他面前挥舞着手，喋喋不休地说，吐词的口型是辛格压根没见过的。某个工头和一个黑人老妇。主街上的一个商人和一个专门引诱士兵到河边妓院的流氓。辛格心神不安地扭动着肩膀。火车摇摇晃晃地往前开，节奏缓慢平和。他的脑袋耷拉在肩上，打了会儿盹。
待他又睁开眼睛时，小镇已被远远抛在身后。小镇被遗忘了。脏兮兮的窗子外面，是盛夏明亮的郊野。那强烈的、黄铜色的阳光斜斜照在翠绿的新季棉花地上。还有几英亩地的烟草，那植物沉甸甸、绿油油的，像巨大的丛林杂草。桃园里密集的果实把矮小的树都压弯了。有大片的牧场和更广袤的荒地，那荒地遗弃给更顽强的野草。火车穿过深绿的松林，那里的地上铺满了光滑的褐色松针，树梢往天空伸展，原始而高大。再往前一点，小镇往南很远的地方了，是柏树林湿地——多瘤的树根扭动着伸入难闻的水中，从树枝蔓生到水里的灰苔藓粗糙难看，热带的水生花卉在黑暗里忧郁开放。然后，火车又回到广阔的阳光蓝天之下。
辛格庄重而拘谨地坐着，他的整个脸对着窗外。大片绵延的土地和强烈质朴的色彩看得他眼花。这万花筒般的风景，如此丰富的生机和色彩，多少让他联想到他的朋友。他想念安东纳帕罗斯。团聚的狂喜几乎让他窒息。他的鼻子疼痛，微微张开的嘴里呼吸短促。
安东纳帕罗斯见到他会高兴的。他会喜欢那新鲜水果和礼物。现在，他应该离开病房了，可以出去看电影，然后到他头一回探望时共进晚餐的酒店。辛格给安东纳帕罗斯写了很多信，都没有寄出。他完全沉浸在对伙伴的想念里。
从他上一次的探望到现在有半年了，时间既不长也不短。他醒来的每时每刻，心里都有他的伙伴。和安东纳帕罗斯这种深层的交流，渐渐变成他们仿佛真在一起，肉身相对。他对安东纳帕罗斯的想念有时怀着敬畏和自卑，有时怀着骄傲——永远怀着失控的、绝不挑剔的爱。他在夜间做梦时，伙伴的脸庞总在眼前，巨大、睿智而温柔。他醒来的思绪里，他们永远在一起。
夏天的傍晚来得很晚。太阳沉到远处参差不齐的树梢下，天空暗淡了。暮色慵懒而柔和。一轮皎洁的满月，低伏的紫霞笼罩在地平线上。大地、树木、朴素的乡郊房子缓慢地暗了下去。间或，有夏天温和的闪电在天空颤动。辛格专注地看着这一切，直到夜晚降临，他的脸映在了眼前的玻璃上。
小孩蹒跚着脚步在过道里来回走，手里拿着滴水的纸杯。一个穿工装服的老人坐在辛格对面，时不时地喝一点倒在可口可乐瓶里的威士忌。不喝的时候，他小心地用纸团塞住瓶口。右边的女孩用一根黏牙的红棒棒糖梳头。餐盒打开了，晚餐托盘从餐车里端了出来。辛格没吃。他靠在座位上，随意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车厢终于安定下来了。孩子们躺在宽大的绒面座位上睡觉，男人和女人抱着枕头蜷缩身体，尽可能舒服地休息。
辛格没睡。他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使劲地观察那夜晚。夜色浓密，如天鹅绒般醇厚。有时，露出一小片月光，或是路边房子的窗里摇曳的灯笼。从月亮的方位，他知道原本朝南开的火车已转向东面。他是如此急不可耐，鼻子塞得透不过气来，脸颊猩红。他坐在那儿，脸庞紧紧贴着冰凉漆黑的窗户，如此度过夜行漫漫的大部分时光。
火车晚点了一个多小时，抵达时，正是清新明媚的夏日清晨。辛格立刻去了他预先订好的一家酒店，那是家非常好的酒店。他打开行李，把带给安东纳帕罗斯的礼物放在床上。侍应生给他带来菜单，他选了一个豪华早餐——烤青鱼、玉米粥、法式吐司和热的黑咖啡。吃过早餐，他只穿内衣在电扇前休息。到了中午，他开始洗漱穿衣。他洗了个澡，刮了胡子，摆出洗干净的亚麻衬衫和他最好的绉纹薄西装。下午三点是医院开放探视的时间。今天是七月十八日，周二。
到了疯人院，他先去病房找安东纳帕罗斯，他之前生病被隔离的地方。但是，到了房门口，他立刻发现伙伴并不在那里。沿着走廊，他寻摸到上次去过的办公室。他早已在随身带的纸卡片上写好他的问题。桌子后面的人和上次见到的不是同一个人。他是一个年轻人，几乎还是个孩子，有着尚不成熟、幼稚的脸和一头蓬乱的直发。辛格将卡片递给他，静静地站着，胳膊夹着大包小包，全身重量落在脚跟。
年轻人摇摇头。他趴在桌子上，在便笺本上潦草地写着。辛格读了他写的字，立刻面无血色。他盯着字条良久，眼睛斜视，头垂着。那上面写着安东纳帕罗斯死了。
回酒店的路上，他小心地避免将带去的水果压坏。他将礼物拿到楼上的房间，然后在楼下大堂里游荡。在盆栽的棕榈树后有一台老虎机。他塞了五分钱进去，要拉动摇杆时却发现机子被堵住了。为了这小意外，他大吵大闹了一顿。他拦着职员，怒气冲冲地演示了事情的经过。他的脸白得像死人，他如此狂怒，泪珠沿着鼻梁滚落下来。他的手胡乱挥舞，那双修长雅致、穿着皮鞋的脚甚至在绒地毯上跺了一下。五分币被还回来之后他还不罢休，坚持马上退房。他打包行李，使了老大的劲儿才能把它合上。因为，除了带来的东西，他还拿走了三条毛巾、两盒肥皂、一支笔、一瓶墨水、一卷厕纸和一本《圣经》。他付了账，走到火车站，将行李寄存。火车要晚上九点才开，他有一下午的空闲时间。
这个镇比他住的镇要小一些。商业街交叉形成一个十字。商店看着土里土气的，有一半的橱窗里是马具和饲料袋。情绪低落的辛格在人行道上漫步。他的咽喉肿了起来，不能吞咽。为了减轻快窒息的感觉，他到一家杂货店里买了瓶饮料。他在理发店里待了一会儿，又到十分钱店买了些琐碎的东西。他没用正眼看任何人，脑袋耷拉在一边，像一只生病的动物。
下午快过去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辛格正沿着马路牙子慢悠悠地走走停停。天空乌云密布，空气潮湿。辛格没有抬头，但他经过小镇的台球室时，余光捕捉到什么东西使他不安。他走过台球室，然后在路的中间站住。他无精打采地原路退回去，站在台球室敞开的门口前。里面有三个哑巴，他们正相互打着手语聊天。三个人都没穿外套。他们戴圆顶礼帽，打鲜艳的领带。每个人的左手都拿了一杯啤酒。他们看着有点像亲兄弟。
辛格走进去。有一会儿他插在口袋里的手拔不出来。然后，他笨拙地打了个招呼。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点了一杯冷饮。他们围着他，问他情况时，他们的手指像子弹一样射出。
他说了自己的名字和住的小镇，之后，他就再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可说的。他问他们是否认识安东纳帕罗斯。他们不认识。辛格站着，双手松弛地垂着。他的脑袋仍然歪向一旁，目光斜视。他是如此了无生气，全身发冷，那三个戴圆顶礼帽的哑巴都奇怪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们把他撂在一边，继续三个人聊天。他们把几轮啤酒的钱付了，准备离开时并没有邀请他一块儿走。
辛格在街上晃悠了大半天，然而，还是差点错过了火车。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时间究竟是如何被打发掉的。他赶到车站时，还有两分钟火车就要开了，勉强够时间将行李拖上车，找了个座位。他选的车厢几乎是空的。安顿下来后，他打开那盒草莓，细致地挑选着。草莓的个头都很大，像核桃，已经熟透了。颜色饱满的果实顶部的绿叶，像小小的花束。辛格把一颗草莓放进嘴里，虽然果汁有着野生的鲜甜，却已隐约有着腐败的味道。他把味蕾都吃到麻木了才停下来，把草莓又重新包裹好，放到头顶的行李架上。午夜时，他放下窗帘，躺在座位上。他缩成球一样，用外套蒙着脸和头部。他就用这样的姿势，半睡半醒、恍恍惚惚地睡了十二个小时。车到站时，列车员不得不将他摇醒。
辛格把行李留在车站的中央。然后他走到店铺去。他无精打采晃了一下手，向他的珠宝商雇主打招呼。等他再出去时，口袋里多了样沉甸甸的东西。他先是耷拉着脑袋在街上漫步。太阳那直射的、耀眼的光线和湿热的空气压倒了他。他眼睛发肿、头痛不堪地回到房间。休息后，他喝了一杯冰咖啡，抽了支烟。等到清洗了烟灰缸和杯子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手枪，朝胸膛发了一颗子弹。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乔·路易斯是美国职业拳击手；山人·迪恩是摔跤手。
<a id="note_2" href="#noteBack_2">[2]</a>此处斜体部分原文是“Cierra la puerta, señor”和“Hagme usted el favor, señorita”，是西班牙语。
<a id="note_3" href="#noteBack_3">[3]</a>蓝规，禁止周日贩酒、饮酒、娱乐等的清教徒法规。
<a id="note_4" href="#noteBack_4">[4]</a>此处佛拉里达原文为Florada，是巴伯尔拼错的单词。
<a id="note_5" href="#noteBack_5">[5]</a>高加索人，即白人。
<a id="note_6" href="#noteBack_6">[6]</a>狄克西，指美国南部。
<a id="note_7" href="#noteBack_7">[7]</a>boogie woogie，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流行、基于钢琴而创作的一种布鲁斯音乐。
<a id="note_8" href="#noteBack_8">[8]</a>安大略五胞胎，世界上唯一自然受孕分娩的五胞胎。
<a id="note_9" href="#noteBack_9">[9]</a>往新婚夫妇身上扔米饭粒，一种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