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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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台尼康F，银黑相间的小巧机身，拿在她的手里却结实沉重。米娅摩挲着机壳上的纹路：“可我不能要。”

“我不是送给你，而是借给你，你想不想要？”不等她回答，威尔金森先生就拉开书桌上的一只抽屉，“反正我也不用它了，但别的人可能用得到。”他从抽屉中取出一筒胶卷，扔给米娅，“况且，”他说，“我很想看看你是怎么用它的。”

那天下午米娅回家的时候，已经学会了如何将胶片卷到相机内部的卷轴上，如何对焦，如何调整镜头，那些奇怪而令人生畏的新词在她头脑中旋转：光圈值、孔径……她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相机，透过取景器向外窥视，纤细的十字准星对准的地方，每一件东西仿佛都会变形。

威尔金森先生教她如何从相机中取出胶卷冲印，米娅喜欢上了显影剂营造的效果，他还教她如何通过观察胶片表面的银色光泽来判断显影是否完成。如同驾驶战机练习俯冲拉杆的飞行员，她会刻意拍摄不对焦的照片，选择错误的快门速度或者错误的感光度，看看会发生什么。就像音乐家了解乐器的复杂性那样，她学会了通过控制光源和相机来获得想要的效果。

“可是，怎么才能……”拿冲洗出来的照片与心目中期待的理想作品相比较时，她总会这样问。起初威尔金森先生答得出来，比如“偏移镜头”“虚化背景”“调整焦距”什么的，但是，很快她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去查阅书架上的《摄影技术》杂志。

“年轻的女士需要更大的景深，”一天下午，他自言自语道，那时米娅已经十五岁了，“年轻的女士得换一台大画幅相机。”

米娅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相机，但是，过了不久，她就拿出所有打工收入（在迪金森药房做收银员和在汽车餐厅端盘子的收入），准备买新相机。她会捧着威尔金森先生的相机产品目录和摄影杂志研究，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你在选相机上投入的时间比拍照的时间还多。”威尔金森先生揶揄她，但她最终选定了一台心仪的——Graphic View Ⅱ——连威尔金森先生都佩服她的眼光。

“这台机器很可靠，”他说，“物有所值。好好爱护，它会陪伴你一生。”Graphic View Ⅱ（米娅从邮购目录上买的二手货）送到了，像一把小提琴那样包裹在精致的盒子里，米娅立刻意识到威尔金森先生说得没错。

对她的父母来说，这台相机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她母亲问，她父亲则在一旁摇头。在他们看来，这东西就像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安置在细长的三脚架上，皱巴巴的机身像一台手风琴，米娅用它拍照时还得躲在一块黑布后面。她试图向父母解释相机的工作原理，但一提到“偏移”和“倾斜”之类的术语，他们就会开始走神，连她心爱的沃伦也听不进去。“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他表示求饶，“我只想看到你用它拍出来的照片。”自此，米娅意识到，以后的摄影之路都得她一个人走了。

她拍过公园里的树林、夜晚的街灯、园林工人砍倒被雷电劈中的橡树。她拖着大画幅相机，到市中心拍摄一座横跨三河交汇处的生锈的大桥。她拍过沃伦的橄榄球赛，从看台俯视球场，球员们就像火车模型里的微型人偶。“那是我？”沃伦凝视着其中的一个小人偶问。“就是你，小鹌鹑。”米娅说。她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女巫，对着球场魔杖一挥，少年们就变成了豌豆大小的塑料娃娃。

第二天，她把这张照片拿到威尔金森先生家，准备给他看，可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黛拉昨晚去世了，”儿媳扫了一眼米娅脖子上的相机和手中的照片，问她，“你有什么事吗？”葬礼结束后，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和儿子劝说他搬到了银泉的退休之家，因为那里离他们住的地方更近，米娅甚至没有机会和威尔金森先生道别，更不用说给他看照片了。她背着她的相机，又成了一个人。

1979年秋天，读高三的米娅申请了纽约美术学院，申请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镇子附近的一座废弃建筑中拍摄的一组照片。趁感光剂没有干透的时候，她拿湿布擦拭相纸表面，用针尖刮去照片中的图像，只留下像针一样细的白色线条，营造出一种翻转过来的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灵在废弃工厂门外的台阶上徘徊，杰米森汽修厂的液压起重机顶部停着一台只有轮廓的轿车，两个幽灵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沃伦曾经仔细打量照片中的这两个小孩，发现其中一个头顶翘起一撮头发，很像他本人，另外那个脖子上系着丝巾，应该是米娅，丝巾上挂着的相机很沉，压得她的腰稍微有点儿弯。虽然两人不曾有过这样的合影，但这幅作品让人觉得他俩经常在这座公园里的煤渣山上玩，仿佛将姐弟俩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过去的时光。“等他们把照片寄回来，可以把这一张给我吗？”他问。

两人的父母却不觉得这些照片——还有米娅的其他作品——多么有魅力，他们甚至不把女儿所做的事称为“工作”或者“艺术”，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他们是中产阶级，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产阶级城镇住了一辈子。在他们眼中，“工作”是一种务实的行为，目的是修复或者制造有用的东西，假如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用，那就没有做这件事的必要。因此，所谓“艺术”是有钱有闲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不过是一种奢侈的消遣。其实，也不能为此责怪她的父母，赖特先生的本职是修理工，一手创办了赖特维修公司，有时给教堂修理屋檐（一窝松鼠在教堂房顶挖洞，碰掉了一块屋檐板），有时为邻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锈的U形管。赖特太太在医院做护士，职责是数药片、抽血、换便盆，最熟悉的莫过于值夜班和两班倒。他俩都是长期劳作的人，攒下的钱用来还房贷和两辆别克的车贷，还得养育儿女，对于两个孩子，赖特夫妇可以自豪地说，姐弟俩什么都不缺，更难得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宠坏。

可现在米娅却变成这样。她在地板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先给沃伦照一张全身相，然后把他的形象剪下来，贴在旧鞋盒的表面，做成立体模型，把模型摆在一圈橡果中间，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围的小矮人。这样的创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认为不值得女儿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有时赖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还没有脱，手上的油污也没来得及洗，米娅就跑过去恳求父亲给她几美元买胶卷，嘴里说着“我会还你的，我保证”，可实际上她却很少还钱。母亲给她钱买新校服，米娅会把旧衣服上的破洞补好，省下这些钱买胶卷，穿着因为身高增长而短得过分又洗得发白的裙子到处跑，拍摄更多的照片。虽然在汽车餐厅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但米娅不会用赚来的钱买衣服或者二手车，而是攒下来买摄影器材，买的相机也很奇怪，家里的其他人根本不会用——每当米娅给他们讲解使用原理，他们会立刻失去兴趣。不过，高三时，米娅倒是给一家四口拍过一张全家福，她母亲给照片镶框，挂在起居室的墙上。尽管如此，看到装在旅行袋里像公文包那么大的那台相机，父母还是会觉得失望：花了那么多的钱，就买来一件这么小的东西。

正如前面说的，也不能怪米娅的父母不理解她。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他们的父母则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连发了霉的食物都不舍得扔，他们本人则记得破布条可以变为军用物资，罐头盒和废铁能制作成子弹和炸弹壳。“务实”一词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什么都不浪费，尤其是不浪费时间。

所以，在申请大学方面，他们希望米娅选择一所传授实用知识的高校，比如匹兹堡大学或者宾州州立大学，学习商科或者酒店管理。他们以为女儿的摄影爱好只是青春期的心血来潮，早晚会失去兴趣。赖特夫妇觉得学艺术就是浪费钱，所以，假如米娅选择了美术学院，他们不会为女儿支付学费，她得自己想办法。米娅的父母坚信，自己的做法并非小气，而是理智——通过经济威胁，他们希望女儿放弃学艺术的想法。父母告诉米娅，他们并没有生气，但学艺术完全是浪费时间，他们对她很失望，所以不打算为她交学费。“我们把你养大，是为了让你变得更聪明的。”她母亲怨怼地说。

米娅伤心地听着，但父母的反应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早就知道他们不会赞成。十八岁以前，他们纵容她沉迷于自己的兴趣，而成年之后就不一样了，父母期望她变成熟，抛弃幼稚的想法，不再任性。米娅觉得，假如父母全力支持她学艺术，这才是怪事。好在纽约美术学院对她提交的申请材料印象十分深刻，愿意为她提供奖学金，她还可以做些兼职赚钱。听了女儿的计划，父母面面相觑，知道女儿无论如何都不会听劝，只好沉默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米娅去纽约上大学的前一周，沃伦出现在她的房间门口。

“我一直在想，”他说，看到沃伦一本正经的表情，米娅差点儿笑出声来，只见他从裤子后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我认为你应该拿着这些，应该足够支付大部分学费的。”

“你不要车了，小鹌鹑？”米娅问。沃伦一直在攒钱买车，经过认真研究，他决定买一辆大众“兔子”。她没料到沃伦会选择这样的车，还以为他会买特兰斯-艾姆或者雷鸟那一类型的——华而不实但是有趣。可当时每加仑的油价已经涨到1.1美元，“兔子”的油耗小，他能负担得起，而且广告上也承诺说，这种车跑三十八英里才会消耗一加仑汽油。现在沃伦竟然也沾染了务实精神，知道精打细算了，米娅觉得很有意思。

她攥住他拿着钞票的手，轻轻推到一边。“去买你的车吧，小鹌鹑，”她说，“等我回家时，你可以开着它去车站接我。”

米娅乘坐“灰狗”长途汽车前往费城，然后转车到纽约，只带了一箱衣服和一台相机。在学校的公告板上，她找到一条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出租信息，房子离学校不远，而且她可以和另外两个女孩合租。她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厅找了个服务生的工作，同时也在苏荷区的迪克布里克画材商店做服务员。她来到西十七街的摄影器材店，用最后一点积蓄买了胶卷和纸张，男店员头上的犹太小帽令她很是好奇。带着这些装备，她开始学习各种课程：初级人物画、初级光影与颜色、初级艺术鉴定、艺术批评导论，还有——最令她激动的——摄影学导论，授课教师是著名的波琳·霍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