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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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虽然反对女儿学艺术，但父母无意间引导女儿养成的习惯，让她非常适应美术学院的学习生活。

米娅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赶到餐厅上班，给赶地铁的上班族顾客送咖啡，从厨房里端出来的热盘子在她的小臂上烫出弧形的伤疤。她做护士的母亲在医院照顾病人时，喜欢边干活边陪他们聊天解闷，哪怕在两班倒的时候也不会冷落他们，和病人们谈论他们的女儿最近参加的舞蹈表演，儿子如何开车闯祸，分享宠物的趣事——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米娅也从母亲那里学来了这种一心多用的本领：记得谁的咖啡加奶，谁的加糖，谁喜欢吃鸡蛋配番茄酱，谁不吃面包皮，下次这样的顾客来餐厅时，会惊喜地发现米娅贴心地帮他们把面包皮切掉了。她学会了如何预估别人的需要：就像她母亲知道什么时候该给病人注射吗啡或者清空便盆那样，米娅知道什么时候该给顾客的咖啡续杯。通过察言观色，她看得出哪些顾客赶时间，哪些想要多坐一会儿，从而知道什么时候该走过去帮他们买单。正因如此，上班族们都很喜欢她，总是多给她小费，有时甚至额外给到五美元。趁经理不注意，她也会溜进厨房，吃没卖掉的食物，而不是把它们丢掉——这是她的早餐。

早班结束后，她走进员工浴室，换下工作服和围裙，卷好后才塞进背包，这是为了防止它们起皱，因为她没有熨斗，这样处理可以帮她省下洗衣熨衣的钱。然后她会穿着牛仔裤和T恤去上课。

从她父亲那里，米娅学会了给汽车换机油，给灯座接线，使用凿子和锯子——而且达到精通的水平，与专家无异。她知道如何恰到好处地切割电线和金属板，如何把铜管弯曲成精确的角度。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和布打交道——从轻薄的纱布到厚重的帆布——如何充分利用它们的柔软度、强度和延展度，如何适当地使用剪裁工具，如何避免在布料上留下处理的痕迹。所以，在课堂上，老师要求他们用金属材料制作椅子时，米娅已经知道如何把椅子做得更加坚固；老师要求学生加工布料时，她知道——只需感受一下布料的材质——怎样将柔软的纤维转变成六英尺高的“树木”，连老师都佩服她的手工技艺。米娅知道如何控制颜料的浓稠度，让它既能毫无阻碍地流动，又能像黏土一样牢固地与画布黏合。在人物绘画课上，当模特解开腰带，脱下浴袍之后，米娅是唯一一个没有脸红马上投入工作的学生，她的素描准确地捕捉到模特修长的四肢和身体的曲线：这得益于她在医院给母亲帮忙的时候，早就见过许多病人的裸体。

下午三点，当天的课程结束之后，她继续回去工作——每个星期到迪克布里克上两次班：卖画材给和她差不多的艺术生，帮库房补货。她会和高年级学生讨论艺术，他们会告诉她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什么比起画笔更喜欢刀子——或者比起油性颜料更喜欢丙烯，比起柯达更喜欢富士胶卷。在库房里，她的老板——他有个女儿与米娅同龄，所以很照顾这个身兼数职赚取房租的女孩——允许米娅拿走那些搬运时不慎折断的铅笔和油画棒、破漏的颜料、磕碰出凹痕的笔刷。米娅把这些不能再出售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拿回家，修好了再用：破碎的画布可以拿胶带粘好，笔杆儿上的裂痕用砂纸磨掉，两截折断的铅笔可以绑在一起，通过这些办法，她得到了不少免费的材料。

每星期有三个晚上，米娅会乘地铁前往第116街，换上与餐厅不同的工作服，在哥大附近的一家酒吧做侍应生。来酒吧的大学生要么傲慢得令人反感，要么猥琐得让人讨厌，而且越到深夜越放肆，但他们都会给她小费。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下来，她围裙口袋里的小费能达到三四十美元。她会捡拾顾客吃剩的汉堡、薯条和小菜当晚餐，把挣到的所有现金塞进牛仔裤口袋。

就这样，她熬过了大学的第一年，甚至在付清房租之外存下了一点钱。每次往家里打电话，她和她父母彼此间的措辞都格外客气，仿佛为了表明互相之间并无恶意，父母会礼貌地问她学业如何，然后（可能是真心也可能是假装地）对她的回答表现出兴趣。沃伦问米娅去了美术学院之后是否觉得后悔——姐弟两人中，他是个性格被动的乐天派，而米娅是个主动好强、雄心勃勃的规划师。

“不后悔，绝对值得。”她向他保证，然后给他讲了许多班级里的事，她研究了哪些画作、最喜欢什么作品，以及她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晚上熬夜的真正原因：为了成为摄影师。

谈到波琳·霍桑时，从米娅的语气里可以听出，她崇拜波琳的才华和献身艺术的决心。波琳的第一节摄影课上，学生们坐得笔直，每人面前的桌上都放着一台35毫米相机和两本笔记本——这是波琳要求的。上课铃响起，波琳大步走到教室后侧，关掉电灯，她并没有自我介绍，而是打开了幻灯机。摄影师曼·瑞的作品出现在幕布上：一个性感女人，背部变形为一把大提琴，琴上的两个F形音孔是彩色的。房间里鸦雀无声。五分钟后，大提琴女郎换成了安塞尔·亚当斯的风景照——耸立在纯白色湖面上的麦金利山。还是没有人说话。波琳再次按下按钮：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干旱地区的女人》出现在幕布上，女人的头发位于阴影区域，嘴角微微翘起，似乎在笑。整整两个小时里，幕布上的照片不停变换，学生们把各种风格的作品快速浏览了一遍，但没有多少时间细看（波琳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米娅早已在图书馆见过这些照片，每一张她都熟悉，在投影幕布上再次看到，她对照片中的人物更是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两小时过去了，波琳关掉幻灯机，灯光重新亮起，学生们纷纷眨眼。“下一节课，把最让你觉得骄傲的照片带来。”波琳说，然后就离开了教室。这是她在这节课上说的唯一一句话。

经过深思熟虑，下一次上课时，米娅带来一张她用大画幅相机拍摄的照片，按照老师的要求，她选择最让自己骄傲的个人作品：弟弟沃伦在后院里玩曲棍球，他们家的房子和邻居家的房子在他身后形成了一道微型布景。这张照片是米娅爬到屋后的山顶上照的。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发现墙上贴着写有每个人姓名的索引卡，每张卡片下方都别着一支回形针。上课铃响后，过了两分钟，波琳走进来——这一次仍然没有自我介绍，大家先后交上自己带来的照片，波琳逐一点评它们的构图或技巧，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回答她提出的关于视角和色调方面的问题。这些照片里面，有的以突出风景为主，有的则更强调艺术性：比如以巨大的电影银幕为背景的女孩的剪影和绞缠在听筒上的电话线的特写。

米娅和她的同学们都对波琳的提问有所准备——见识了她的第一节课，他们认为波琳不是个好应付的角色，与所有的苛刻老师一样，她喜欢给学生出难题，相信严格要求可以让学生走出舒适区，获得真才实学。然而，事实证明，波琳并不苛刻，虽然她的授课方式简洁干脆，但她也会表扬那些出色的照片，这也是她选择讲授基础科目的原因。“看看这个小女孩是怎么笑的，”她指着其中一张家庭照说，“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盯着镜头的人——让你觉得镜头以外似乎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她是否扮演着‘反叛者’的角色？从中能否看出一个家庭的面貌？”以及：“注意到这里这座好像要刺穿月亮的摩天楼了吗？角度的选择非常老到。”连她的批评方式——波琳的批评像赞扬一样常见——都是米娅意想不到的。“水是个难以把握的对象，”翻到其中一张把瀑布照糊了的作品，波琳说，“让我们假设拍摄者是要故意营造这样的效果，可是这种效果又有什么用处呢？”

米娅的照片是最后一张，大家围过去观看时，波琳一直没说话，似乎很吃惊。她仔细地研究了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她的沉默让全班都不自在起来。“谁是米娅·赖特？”她终于问，米娅上前一步，其他人则下意识地后退半步，好像害怕接下来可能劈向米娅的闪电也会波及他们似的。然后波琳开始提问：你为什么这样安排这条线的走向？为什么要这样偏移相机？为什么聚焦于曲棍球棒，而不是球网？米娅尽力给出最好的回答：她想要突出房屋和草坪的小，以对比手法来表现后方山丘的高大；她希望表现草的纹理和草叶被沃伦的鞋底踏碎的瞬间……当波琳的问题变得更具技术性时，她的回答就没有那么从容流利了，变得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快要下课的时候，波琳点了点头，示意大家坐好。

“下次把你们的相机带来，”她说，“我们开始拍一些照片。”她拿起包，离开教室，并没有直接评判米娅那张照片的好坏。

接下来的几节课，波琳对待米娅与对待其他学生并无区别，大家跟她学习如何将胶片卷入相机、如何构图、如何计算光圈数和宽度。虽然这些知识米娅已经从威尔金森先生那里学到过，而且已经积累了数年的实践经验，但波琳的讲解让她对这些基本的摄影技术产生了更直观的认识，她明白了选择特定光圈值的原因，不仅知道了怎样拍更好，而且明白了好在哪里。上了两周课之后，大家开始练习在暗房冲印照片，波琳来到米娅的工作台前，在红灯的强光照射下，她棱角分明的脸部轮廓就像是红宝石的切面。

“你用大画幅相机拍照多久了？”她问。听了米娅的回答，她说：“你愿意给我看看你更多的作品吗？”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米娅拿着一信封照片来到波琳的公寓。公寓楼有个门房，她此前从未见过从事门房这种职业的人，对方告诉她波琳住在几层楼时，她惊讶得根本没听进去。进了电梯之后，不知道该去哪一层的她只好按下每层的按钮，每到一层就走出电梯，查看每户房门上的名牌，然后再回到电梯上，继续前往下一层。当米娅终于来到波琳所在的六楼时，发现波琳已经站在敞开的门口等着她了。

“你来了，”波琳说，“门房十分钟前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一直奇怪你怎么还不上来。”她赤着脚，但衣着和课堂上并无二致：黑T恤、黑裙子、长长的串珠耳环，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米娅红着脸跟着她走进一个白色墙壁、阳光灿烂的房间，室内的每一件陈设似乎都在发光，她本以为摄影师的公寓应该被照片覆盖，没想到波琳家的墙上什么都没有。后来她才知道，波琳的工作室在楼上，而她之所以不在楼下的墙上挂东西，是因为不工作的时候，她喜欢空旷的白色空间，波琳解释说，这是为了消除审美疲劳。米娅在灰褐色的沙发上坐下，波琳拿出信封中的照片，摆了满满一咖啡桌，她有无数问题要问，就像那天在课堂上看到米娅的照片时那样：这张为什么要把相机放得那么低？那张的镜头为什么那么近？拍这张时，你想过调整一下倾斜度吗？拍这张时你在想什么？一谈到照片，米娅很快忘记了羞怯，两人探讨得过于专心，以至于当一个女人走进来，在咖啡桌上摆下两杯咖啡的时候，米娅吓得差点儿跳起来。

“梅尔，”波琳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这是米娅·赖特，我的学生。”

梅尔体形颀长，留着波浪式的棕色长发，穿牛仔裤和绿色衬衫，像波琳一样，她也光着脚。

“我觉得你们可能想要来点咖啡，”梅尔说，“很高兴见到你，米娅。”她亲了亲波琳的脸颊，走开了。

米娅在波琳家待了一下午，去酒吧上班的时间快要到了，波琳和梅尔非要留她吃晚饭，最后她只好承认自己得去上班。“那就下周吧，”波琳建议，“等你哪天休息的时候再来。”接下来的一个月，米娅经常拜访波琳和梅尔，与波琳讨论摄影，看她在工作室工作，听波琳大声描述自己的创作设想。“最近我在读古埃及的书，”波琳有时会这样开头，同时翻开一本书给米娅看，“告诉我你的想法。”在波琳家的餐桌上，米娅吃到了她从未品尝过的食物：朝鲜蓟、橄榄和布里白乳酪。她了解到，梅尔是一位诗人，出过几本诗集。“但没人关心诗歌。”梅尔笑着说。米娅从她那里成堆地借书回去读：伊丽莎白·毕肖普、安妮·塞克斯顿、艾德里安娜·里奇。

冬天来临的时候，米娅几乎每周都会带她的新作品给波琳过目，她们会反复讨论，波琳总是不会忘记督促米娅讲出她的拍摄手法和选择这些手法的原因。在此之前，米娅都是凭感觉拍照，依靠直觉判断好坏，波琳引导她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创作，无论表达方式看上去多么的直白浅显，在每张照片中都要融入一定的思想与主题。“言之无物等同于失败。”波琳反复告诫米娅，这是她最喜欢的口头禅，借由这句话，米娅对摄影和人生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波琳和梅尔眼中，任何事物都有复杂的一面，而对米娅的父母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非黑即白，什么东西都可以被贴上“有用”或者“没用”的标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间地带”。跟着波琳和梅尔，米娅发现，所有东西都蕴含着精微玄妙之处和未被揭露的一面——或者不曾被发掘出来的深度，无论什么，都值得她更近距离地加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