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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年前的事了？或许也没有多么遥远，我们还是两身职业装，只不过她的领子吹反了，我的裙子吹歪了，却照样一心一意计划着“做个像台风般强大的人”，而且要像“龙王”那样的，“娜娜”不行。我们把话越说越远，越说越轻松，仿佛要闯出一条逆行时间的虫洞，在那里找回两张青春期的面孔。
汪岚从后座上下来的时候，用手替我打理完全乱成一团的头发，她问：“是中分？”
“哦，不是，三七分来的。”我像个小学生那样对她笑。
大概就是这样，平淡又顺理成章的过程里，那就是从树上掉到我手里的柿子，可以和成为朋友的人均分。我和她在随后变得熟稔起来，周末碰面逛个商场，午餐相约去公司对面的小弄堂，它狭窄的程度就像是诞生于一次墙体开裂，那儿蘑菇似的布满小吃店，附近几幢公司内的白领和出租车司机构成了它的消费群体。我们常常光顾的粥面馆，它的店堂更加紧凑，身材娇小的汪岚坐在其中也像女篮五号。四张桌子，二十把椅子，筷子伸长点儿没准儿就夹到别人碗里的姜片。
聊起工作、假期的打算、对某个娱乐新闻的看法，交换一下商场打折的信息，或者某位新进的职员。
“马赛？”汪岚一脸茫然，“谁？”
“新分到企划部的，你不认识？个儿挺高，娃娃脸的那个。”
“不认识。企划部离我们那么远。”隔江相望，传说中只有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才能看见的地方，“他干什么了吗？”
“没。”我开始撒谎，“看他面试时的分数很高。以为你会有点儿印象。”
“不记得了。面试到最后，只剩些匪夷所思的怪人，会怎么都忘不掉。记得我和你说过，自我介绍到一半就开始唱歌的么？”
“嗯。也是啊。”话题到此完全中止了，像个从胖子口中夺过的薯片包装，怎么也摇不出半点儿剩渣。我有浑身的力气却无处使，成了从前线退下的老军医，眼下却只能负责挖鸡眼。一边将碗里的海鲜粥匆匆喝完，蜷缩在桌面下的膝盖却也与时俱进地抽疼了起来。
老妈眼最尖，只是倒坐在沙发上这么一个动作，却引来她机场安检般的眼睛：“你腿怎么了？”
“什么？”我挺起身体，“没啊……”
“电视上说了，老开车对腰啊腿啊都不好，你周末也抽空去做做运动，别老坐坐坐，你也不年轻了，对自己的身体要多多照顾——”
“行了。”我不耐烦着，“电视上还说被子不叠更有益健康呢，你听吗？”
“你说你这小孩，有意思么？”她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看向挂钟，“章聿几点到？”
章聿在我家的蹭饭史可以追溯到我们的大学时期。那会儿她加入了田径队，平时便把大半时间耗费在操场上。记得有天我去找她，当时已经入夜了，我只能借着微弱的灯光分辨跑道上的人影，终于她从黑暗中脱胎而来，离我越来越近的同时却没有停下的意思。“喂。”我喊她，“明天还去我家吃饭么？我妈要提前准备呢。”章聿一副不受打扰的样子，冲我点点头便又往前去。她的头发正在长长，梳成一个小小的马尾，有节奏地甩，四肢在月光下像只刚刚从动物园里脱逃的小鹿。当我正愣在原地酝酿一肚子的不满，章聿突然倒退回来：
“第三圈了！”她的声音仿佛被玫瑰刺破后从皮肤上渗出的血珠。
“什么？”
“跑完十圈就去告白。”
“……什么？”
可她把我扔在身后，又一次向前跑进了那么温暖的黑暗里。
“后来呢，诶，说起来我都忘记了，后来你表白没有？”我回想这段陈年旧事。
“阿姨烧的带鱼最好吃了——”章聿插播一段对我妈的造作的赞美，随后才停了筷子，她仿佛认真地回想，“去了呀。”
“跑完了？十圈？八千米呢！怎么可能？！”换作是我，一定直接跑进太平间。
“当然没跑完，就撑到第五圈。”章聿耸耸肩，她此刻的长发像撞在山腰的云层那样流动起来，“所以表白才失败了吧。”
“诶？失败了？”
“你不记得了？我还抱着你哭呢，你安慰我说没事，你说会让阿姨做很多很多带鱼给我吃——什么和什么呀，哦。”章聿灵敏地转向老妈，“可阿姨的带鱼实在太好吃了。我才不舍得一次吃那么多呢。”
似乎是有这样零星的片段。她挤在我颈窝里的脑袋，像初生的家禽一样，头发被眼泪粘连着，带来毛茸茸的可爱的悲剧感，我宛如身负呵护她的义务，要陪同她走过破碎的蛋壳，完全不似今时今日，我们老练地在晚饭后围观某部大热的偶像剧，欢天喜地地庆祝女主角即将病故。
“在他们国家大概不得个白血病就没脸出门和人打招呼，顶不济也要咳出半块肺挂在嘴边才敢上街。”
“男二号绝对是有性功能障碍，不然怎么可能除了‘按兵不动’外什么都不会？天涯何处无牛粪？何必单恋一坨屎？”
“这头女主角就应该卖到深山老林，洗两年猪圈就没这么多毛病了。就她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还打算得到幸福？我整个人生观都快被颠覆了。”
从导演编剧到演员所拼命表现的爱与痛、哭与喊、垂死与挣扎、红肿与瘙痒，统统无法打动我们。我们铸就钢铁般的意志，有能力把所有飞扑而来的昆虫撞出肉汁。
“山盟海誓个什么劲呀？把日后的问题一个个摆开，问问男女主人公酒席打算摆几桌，红包怎么分配，新房装修的钱谁出，小孩打算送什么幼儿园，私立公立，赞助费准备多少……男主角一定脱逃得比肇事司机还要快吧？”我冲章聿几近得意地笑。
“嘿嘿嘿。”她坐在沙发上，一边伸手拨弄自己的五只脚趾，上面仍然涂着醒目的红色，“我们很坏。”
“不是坏。是现实。”
“不对。就是坏。现实就是坏。”她嘻嘻哈哈地又说一遍，不当真地认真，让我如同撞上玻璃的呼吸，有些被迫现形的忐忑。
“上次那个会计师其实对你挺有好感的。”老妈逮着我去厨房洗手的间隙老调重弹，反过来想想她也是硬着头皮，已经很久她找不到可以为我介绍的对象，包括她去参加社区腰鼓队也与强身健体没有半点儿干系，完完全全是为了扩大人脉，以求可以找到谁家的弟弟的儿子的邻居，她如同孜孜不倦的警犬，为了在茫茫人海嗅到一个半个仍然单身的大好男士。
我想象她系着腰鼓，在“金蛇狂舞”的背景乐前与人打听“诶，你们谁有合适的人选可以介绍给我女儿”，想笑又笑不出来：“所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