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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焦虑地望着火堆，这堆火现在要过好长时间才能看见它闪一下，而且形同火花。我们漂浮得很快。暗礁那里的轰鸣已经听不到了，只有海浪像以前一样呼啸，同时，“康提基号”上的所有绳索也吱吱嘎嘎地呻吟着。
我们不断请土著们抽烟，我急忙潦草地写张字条，让他们带走，如果找到诺特，就交给他。字条上写着：
带着两名土著跟你一起，搭独木舟，把橡皮艇拖回来。绝对“不要”独自划橡皮艇回来。
我们只好指望这些热心的岛民愿意带诺特搭独木舟回来——假设他们认为乘独木舟出海是可行的。而如果连他们都认为这是行不通的，那么诺特冒险划橡皮艇出海，还妄想追上逃跑的木筏无异于是发疯了。
土著拿了这张字条跳上独木舟，然后消失在黑夜里。我们最后听到的声音是，最初遇到的那位朋友在黑暗中礼貌地高声道别：
“晚安！”
接下来是那群外语能力较差的人低低的一阵赞叹声，夸赞这位少见会讲英文的人，然后周围陷入一片沉寂，仿佛我们离陆地还有两千海里远时一样，除了自然界的声音，一片沉寂。
大风压境，身处一望无际的大海，单靠四个人划桨根本无济于事，但我们还是继续在桅顶上打信号。我们不敢再打“回来”的信号，只发出规则性的闪光。四处一片漆黑，月亮只偶尔从云缝中露一下头。高挂在我们上空的，一定是库姆卢尼姆巴斯云。
十点时，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再见到诺特的希望。我们静静地在木筏边缘坐下，啃着几块饼干，但我们还是轮流在桅顶上打信号，没有了宽幅的康提基船帆，桅杆显得赤裸又突兀。
我们决定整晚持续打信号，直到得知诺特的消息。我们绝不相信诺特被海浪打败了，他一向运气很好，无论遇到大水还是大浪，他都会活得好好的。不过，他被困在太平洋中一座偏僻的小岛上，周围全是波利尼西亚人，已经够倒霉了。真是可恶！难道在这漫长的航行之后，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来这里蜻蜓点水似的把一个人留在一座偏僻的南太平洋岛就离开？第一批波利尼西亚人刚满脸微笑地上了船，又急忙逃走，因为他们不想被困在“康提基号”上。当时的状况就是这么可恨！“康提基号”正在无法自制地往西漂浮。那天晚上，绳子叽叽嘎嘎地发出可怕的声音，大家都毫无睡意。
十点半，班特从摇晃的桅顶下来，等下一个人上去接班。我们突然清楚地听见从漆黑的大海上传来的声音。又来了，是波利尼西亚人在讲话。我们在黑夜里使尽全部力气喊叫，他们也喊叫回应——其中还夹杂着诺特的声音！我们兴奋得快发疯了，疲累也好，沮丧也罢，瞬间烟消云散。就算我们漂离了安格陶又怎么样？在这片大海上还有其他岛屿啊。既然这九根原木已经这么喜欢旅行，就爱漂浮到哪里是哪里，只要我们六个能再度聚集在船上，一切都没关系。
三艘独木舟在黑暗中乘风破浪而来，诺特先跳上久违的老“康提基号”，后面跟着六个褐色皮肤的人。他先花一点时间跟我们解释：土著必须收到礼物，然后才肯冒险回到他们的小岛。因为看不见灯光，也看不见陆地，天上几乎没有星星，他们必须迎着风浪在黑暗中摸索着划回去，才能再见到岛上的火光。我们以香烟和其他礼物重重地酬谢他们，每个人都热情地跟我们握手道别。
他们显然很为我们担心，指着西边表示，我们要去的地方处处是危险的暗礁。领队眼里闪着泪光，亲切地亲了我的下巴，此刻感谢上苍赐给我胡子。接着他们爬进独木舟，剩下我们六个人留在木筏上，又聚在一起了。
我们任木筏自行漂浮，专心聆听诺特的故事。
诺特领了土著领队进橡皮艇后，信心十足，认定登陆行动将万无一失。土著自己坐下来，拿着小桨往暗礁开口划，这时诺特看到了“康提基号”发出的信号，他惊讶地发现竟是要他回来。他用手势指示划桨的人回头，但土著不愿意。于是诺特自己拿起划桨，但土著又把他的手拉开，眼看暗礁在他们周围轰隆作响，诺特觉得这时争执有害无益。而刚好这个时候又闪进暗礁的开口，并且已经向岛的方向划过去了，直到他们碰到岛屿上坚硬的珊瑚块，一群土著跑过来，高高举起橡皮艇，用力拉上岸。诺特独自站在椰子树下，他周围围绕着一大群褐色皮肤说着难懂语言的土著。光着脚丫子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聚集在一起围着他，抚摩他衬衫和裤子的质料。他们自己则穿着破破烂烂、古旧的欧洲服装，但是岛上没有白人。
诺特选了几个比较聪明的村民，用手势表示，要他们和他一起划橡皮艇出去。这时有一个彪形大汉大摇大摆地走过来，诺特判定他是酋长，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旧军帽，讲话声音响亮，又具权威性，所有人都自动为他让出一条路。诺特又是挪威语又是英语地向他解释，他需要人手，并且必须在我们其他人漂浮出去前回到木筏上。酋长脸上露出微笑，但什么都没听懂。而诺特，虽然表示出最强烈的抗议，还是被叫嚣的群众推到村庄里。一大群狗和猪，以及带着新鲜水果的漂亮南海姑娘出来欢迎他。显然土著们希望诺特留下来，然而诺特不为所动，他只是悲伤地挂念着即将消失在西边的木筏。土著的意图很明显，他们非常希望我们去，因为他们知道白人的船上有很多好东西。如果他们能留住诺特，我们几个人和这艘奇怪的木筏当然也会跟着来，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诺特独自留在岛上不管。
又经历了一些更为奇特的事情后，诺特逃到放橡皮艇的地方，身边仍然围绕着许多男女仰慕者。他们再也不好误会他的意思了，他用语言加手势的国际化方式终于表达清楚了；他必须也一定要在当晚回到奇特的船上，而且由于时间紧迫，他要立刻动身。
于是土著们换了个花招：他们用手势表示，我们其他人可以从另一个海岬上岸。诺特犹豫了几分钟。接着，从女人和小孩照料火堆的海滩那儿传来喧闹的声音，那三艘独木舟回来了，并给诺特带来一张字条。看了字条之后，他绝望了，因为字条上嘱咐他不要独自划橡皮艇回大海，但眼前没有任何一名土著肯陪他一起回木筏。
接下来，土著之间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执。那些出海来看过木筏的人都非常明白，将诺特留在这里是没用的，我们纵然想上岸，也是有心无力呀。最后的结果是，诺特半威胁半利诱地以国际语言怂恿三组独木舟成员陪他出海追“康提基号”。于是他们一行人在热带的夜里，后面拖着摇摇晃晃的橡皮艇出海了，留下的土著们动也不动地站在即将熄灭的火堆旁，望着他们新交的金发朋友就这么迅速离开，跟他如旋风般快速来到一样。
当海浪举起独木舟时，诺特和他的同伴都看见了远处木筏发出的微弱灯光。波利尼西亚独木舟又长又细，两舷加了尖头浮标，既能增加稳定性，又能像刀子般切进水里，穿水奔驰。对诺特而言，在双脚重新回到“康提基号”厚实的原木之前，时间就像永远一样没有尽头。
“岸上好不好玩？”托尔斯坦羡慕地问。
“噢，你应该看看那些跳草裙舞的姑娘！”诺特调侃他。
我们没有升起船帆，把桨橹放在船中央，然后六个人一起爬进船舱，睡得像安格陶海滩上的圆石一样。
我们在海上漂浮了三天，完全没有看见陆地的影子。然后情况有些不妙了，我们直直地往塔库梅环礁和拉罗亚环礁漂流，这两座环礁加在一起把我们前面四五十海里的海面都堵住了。我们竭尽全力掉转方向，希望避开这些危险的礁石，从它们的北边绕过去。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有一天晚上，值班的人匆忙跑进来，把我们全都叫了出去。
风向改变了，我们现在正朝着塔库梅环礁航去，而且开始下雨了，视线非常不好。而且环礁应该就在不远处。半夜，我们开了一场战务会议，现在问题是如何救自己一命。想要从北边绕过去是不可能了，必须试着改从南边经过。我们调整船帆，掉转桨橹，借着木筏后不可靠的北风，开始了一趟危险的航行。我们面前的环礁带宽达五十英尺，如果东风回来了，我们还在环礁正面航行，那我们就会被扔进巨浪中，任由摆布。
假如船难真的无可避免，我们也已经有了共识，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留在“康提基号”上。我们不会爬上桅顶，因为在那里我们会像烂水果一样被摇下来，但是当海水淹向我们时，我们会紧紧抓住桅杆的支索。我们解开甲板上的橡皮艇，然后将防水的小无线电发报机、少量的给养、水瓶和医药箱紧绑在橡皮艇上。这些东西可以自己被冲到岸上，如果我们空手被冲上岸时，就用得着了。我们在“康提基号”后面绑了一条长绳子，上面绑着浮标，这也可以被冲上岸，如果木筏在环礁上搁浅了，我们就可以借着那条绳子将整艘木筏拉上岸。全都设想妥当后，我们爬进船舱睡觉，只留下轮班的人在雨中看守。只要北风不停，就算慢一些，我们也肯定会绕过埋伏在地平线下的珊瑚礁漂过去。然而，有一天下午，风停了一阵子，当它再回来时，就已经转为东风了。根据艾瑞克的测量，我们的位置已经很靠南了，所以我们有希望直接驶向拉罗亚环礁最南边的尖岬。我们会设法绕过去，到背风那面躲一躲，然后再继续前往其他环礁。
到今晚，我们已经在船上待了一百天了。
夜里醒来，我觉得焦虑不安。海浪的波动有点不寻常，“康提基号”移动的情形也跟以前的状况大不相同。我们对原木移动的节奏有没有改变，已经变得很敏感了。我马上想到我们此刻逐步靠近的沿岸，可能会产生吸力。所以，我不断地走出甲板，或爬上桅杆，然而除了海浪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还是不能安心入睡，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黎明到来，快到六点时，托尔斯坦急急忙忙从桅顶上下来。他看见前方远远的有一整排椰子树覆盖的小岛。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先掉转操舵桨，让木筏尽可能地往南行。托尔斯坦所看见的，一定是散列在拉罗亚暗礁后方，像一串珍珠的小珊瑚岛。我们一定是被一股向北的洋流捉住了。
到了七点半，西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排遍布椰子树的小岛，我们的船头几乎是正对着最南边的一座。所以这些小岛和椰林其实都位于我们木筏的右侧，远远地点缀在地平线上，随着我们继续航行，它们便如小点点般消失在北边。这时候，连最近的岛屿也已经在四五海里外了。
根据我们在桅顶上的观察，虽然我们的船头直指这一串岛屿链最末端的那座小岛，可由于我们向侧面漂去的力量很大，所以并不会朝船头所指的方向挺进。我们正斜着漂向环礁，如果活动船板能固定得住，我们还是有希望摆脱险境的，但是鲨鱼紧紧跟在船尾，根本不可能潜入木筏下，用新的支索绑紧松动的活动船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