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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时，我逐渐熟悉了一个又一个相似点和一致性，我讶异于以前居然没有人试着收集这些资料！而且，任何一个提出关系说的人，总是将波利尼西亚人看作贡献者，尽管波利尼西亚人来到太平洋时，是以未知起源的石器时代人类的身份。
告别了温哥华岛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以及陈列标本的玻璃箱，我与妻子李芙带着我们一岁大的儿子安顿在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领土上。和贝拉库拉人在一起，仿佛身处波利尼西亚的郊外。这是我第二次与聪明的海滨原始人类的后代一起在两座高山的岛屿之间操桨，划进又长又窄的海湾，来到已经废弃的居留地，看见刻着图腾的杆子、埋在洞穴里的独木舟及岩石雕刻，这些都和我在马贵斯群岛发现的极为相似。
起源自菲律宾群岛的洋流，冲刷着当地的海滩和峭壁，然后才急转直下，直接奔向夏威夷。这股洋流如此温暖，乃至西北沿岸的印第安人全年都光着脚丫走路。而且中部地区的居民，他们就连长相也和波利尼西亚人很相似。任何一位老人都可能是法图希瓦岛上泰特瓦的手足，也可能和塔希提岛的特里埃罗大酋长同出一个模子，只不过他们的语言喉音较重，和波利尼西亚柔软的方言不同。
我在加拿大皇家学会的会议记录上看到，查尔斯·希尔-陶特教授和坎贝尔等当地的语言学家声称，当地岛民的语言与波利尼西亚的语言在字词和语法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这两种语言源于同一语系。当我看到这份记录时，实在觉得很惊讶。后来我遇到希尔-陶特时，他给我一份他曾在学会上发表的报告，标题是《夸扣特尔族、努特卡族的大洋洲渊源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撒利史语<a id="jzyy_0_94" href="#jz_0_94">(10)</a>的主干》（<i>Oceanic Origin of the Kwakiutl, Nootka and Salish Stocks of British Columbia</i>）；坎贝尔也将夏洛特皇后群岛的海达族<a id="jzyy_0_95" href="#jz_0_95">(11)</a>并入同一个大洋洲族群。
“这是通往波利尼西亚的踏脚石。”我一时疏忽，脱口向一位发现我在贝拉库拉河谷挖掘岩石雕刻的记者说了这句话。接着，一份署名玛格丽特·米德的权威人士立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当他从波利尼西亚来到西北沿海时，一定发现了库克船长留下来的东西。”她不知道我发现了岩石雕刻。希尔-陶特为我辩解：“就语言之间的密切关联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排除这项理论。”他在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的《温哥华省报》上刊出这段话，但是我们的话并没有传到纽约。很多年后，我见到这位知名的女士，她承认我们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专家时，我原谅了她——她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也是萨摩亚人性生活的专家，但对岩石雕刻和大海洋流，显然我比她了解得更多。
在希尔-陶特为我辩护后一个星期，希特勒的军队就侵略挪威了，当时，我与一位贝拉库拉族的印第安人，在已无人居住的夸特那海湾寻找他们祖先的遗迹。我和克雷顿·梅克驾着小独木舟——上头还有一只他猎杀的熊——正在贝拉库拉水道狭窄的峭壁之间划行时，有人在远处朝我们大喊：
“挪威投降了！”
“向谁投降？”我喊回去，当时心里并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四年我将要停止太平洋研究，回到欧洲去打一场现代人的世界大战。
这场以西北沿海印第安人的石器时代的成就为主题的学术战争很快就不了了之，而且也没有重新开始。没有人能否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岛民是很棒的水手，并且已经在东南亚和波利尼西亚之间的很多岛屿上生活了数千年。真正惹恼了学者，并打乱了很多科学界平静的，是随后从南美洲出发的轻木木筏航行。教条就像炸弹一样无形，非得引爆才会出现状况。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进行了“康提基号”木筏之行，并写下这本关于我们探险过程的书，但是在战争期间，我已经在美国出版了迁移理论的外延理论。在《国际科学杂志》（<i>International Science</i>，第一册，纽约，一九四一年）里，我提出我的论点——起源于亚洲的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已经迁移到夏威夷和其他波利尼西亚地区，与之前来自秘鲁的印加族早期居民发生了融合。因此，在我为这本描述“康提基号”远征队探险过程的著作撰写前言时，我用了两个段落提到西北沿海印第安人和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研究，而对于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只用了两句话来说明。我写这本关于六个人和一只鹦鹉在木筏上的书，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获得出版社的青睐，以谋求我另一份厚重的手稿得以出版，在建造木筏之前，就试图将其交给出版社和科学家，但是没有人愿意看。
《太平洋上的美洲印第安人：“康提基号”探险背后的理论》（<i>American Indians in the Pacific: The Theory behind the Kon- Tiki Expedition</i>）终于在木筏之旅结束五年后出版（斯德哥尔摩、伦敦、芝加哥，一九五二年），这时它已经变成一册八百多页的书籍了。前两百页记录了许多从亚洲经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再到波利尼西亚的人口迁移理论，以及在波利尼西亚三角区域里，身体形态与文化要素混合的重要性。没有人愿意错过前四章的标题：“波利尼西亚和旧世界”“波利尼西亚和西北美洲”“行经夏威夷的路”“波利尼西亚起源的复杂性”。
后来，我终于了解科学家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余暇，读书只是为了娱乐，根本不会想读一本由其他领域专家所写，参考、引用超过一千本书和科学报告，而且厚达八百多页的书。这部大部头书出版后，我们航行到波利尼西亚才打破的教条，又被新的标签取代了，而且更难撇清“‘康提基号’的船长认为，来自秘鲁的高山印第安人到波利尼西亚定居生养。他否认任何来自亚洲的影响”。
我忍受这项错误的指控好几年，无论我如何强调来自亚洲北方路线的重要性。我不能否认我曾经从秘鲁乘木筏航行，但那主要是要说明科学家一致认为不可能的路线其实是可能的。在我的大部头书里，引用了一位英国船长沃斯的话（伦敦，一九二六年），他表示驾独木舟从英属哥伦比亚到波利尼西亚的可能性：沃斯船长曾经驾着西北沿海印第安独木舟“堤利库姆号”，随着东北信风，从温哥华岛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直航行到汤加雷瓦岛，再到新西兰，其后他的独木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雷鸟公园展出。显然，不仅科学家不了解，连沃斯自己也不了解他这趟航行的科学价值。
第一位对我们驾驶“康提基号”安全登陆波利尼西亚发表评论的科学家，是当时在秘鲁工作的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雪德尔博士。很多年后，当我们一起在秘鲁沿海地区挖掘原始航海生活的遗迹时，他告诉我有一位记者问他“我们的木筏之旅到底证明了什么”，他回答，“没证明什么，除了证明这些挪威人是好水手”。
媒体上出现的第一个强烈反对意见，是来自波利尼西亚人类学泰斗彼得·巴克爵士，他纯粹就是嘲笑，他说，没有女人秘鲁渔夫要怎么在波利尼西亚传宗接代呢。彼得·巴克爵士写过一本有关波利尼西亚的畅销书，名为《日出的维京人》（<i>Vikings of the Sunrise</i>，纽约，一九三八年），在这本书中，他对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含糊其辞。此外，他还出版了《波利尼西亚人类学入门》（<i>An Introduction to Polynesian Anthropology</i>），在太平洋岛屿研究中，一开始就将美洲排除在外，仿佛没有任何美洲人拥有船只和航行能力，可以横渡海洋到波利尼西亚。“康提基号”登陆土木土群岛后，一位《奥克兰星报》（<i>Auckland Star</i>）的记者立即带着“现代维京人追随来自秘鲁的印加太阳神的航迹，已经航行到波利尼西亚”这则新闻来访问他。他的回应被登上了头条：秘鲁的渔夫不曾带女人上木筏，他们如何在波利尼西亚传宗接代呢？
没有人比彼得·巴克爵士更了解毛利人以及他们的知识与文化，在波利尼西亚三角这个领域里，他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权威。然而，像他这样的专家，居然会将南美洲排除在他的研究领域之外，并且不熟悉秘鲁的基本历史。前面已经提过，欧洲人看见第一批秘鲁人时，征服者<a id="jzyy_0_96" href="#jz_0_96">(12)</a>写了一封信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事情经过，信中记载这一批秘鲁人包括了二十对印加男女，他们从秘鲁出发，打算前往巴拿马，所搭乘的巨大轻木木筏里装了三十吨的货物。皮泽洛的水手把男人扔进海里，留下女人，并加以训练，成为最后攻占秘鲁时的翻译员。
巴克并非唯一对南美洲伟大原始文明缺乏注意的人，其他波利尼西亚学家也跟他差不多，美洲学家向他们保证，在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没有任何人能够抵达或离开美洲，因为他们没有适合在大海上航行的船只。第一位白纸黑字声称轻木木筏如果不在短时间内拖上岸就会沉没的权威人士，就是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洛斯罗普，他在一篇《远离南美洲西岸的原始航行》（<i>Aboriginal Navigation off the West Coast of South America</i>）的报告上提出这样的论点。然而，他另一篇刊在《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期刊》（<i>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i>）的了不起的报告（伦敦，一九三二年），汇集了我们建造“康提基号”木筏所需要的所有资料。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引用了十九世纪英国旅行者道听途说之语。这位旅行者只是远远地瞄见了轻木木筏上粗糙的船帆，就听信别人之言，表示这种船只在水中两个星期就会下沉。洛斯罗普博士的同僚引用他的话，其他人也使用他的资料，认为印加木筏存在某种缺陷。因此，当这项对南美洲原始人船只轻视的资料传到波利尼西亚研究领域和彼得·巴克爵士手上时，这项独断的见解就更加巩固了。这套理论甚至迫使他的得意门生兼继承人，也是有名的檀香山（Honolulu）主教博物馆馆长改变想法。一九三三年，艾摩里报告道，他在土木土群岛考古远征期间，碰巧有一些来自南美洲的油墨滚筒漂流到岸上，这让他怀疑复活节岛、社会群岛、马贵斯群岛，以及夏威夷群岛上的巨型石墙有印加渊源。他提出问题：
“难道是早期印加族的一艘远洋航线用木筏，被卷入这一波洋流，而将生还者带到向西两千英里远的复活节岛吗？”
然而，后来在一九四二年，也就是“康提基号”启航前五年，他却在出版物中扬弃了这个观点，他说他的美国同僚迪克森当时指出：轻木木筏会迅速浸满水，然后下沉。
大多数人赞誉我们的航行，相当于我们在学术竞技场上大胜科学家权威。在这些愤愤不平的美洲学家和波利尼西亚学家中，却意外地有一位站出来帮我们说话。有一次拜访哈佛大学时，我受邀来到洛斯罗普教授家中——最早提出木筏在两星期内会沉没理论的学者。他面带和蔼的笑容，用手指指他的钢琴，上面摆了一个他自己做的“康提基号”模型。在其他人正宣传他这套有关轻木木筏僵化的理论，拒绝接受印加族像我们一样从秘鲁来到波利尼西亚的事实时，他自己却承认南美洲和波利尼西亚之间那座人为竖立的墙已经倒了。于是，他成了接受秘鲁对波利尼西亚的影响是有科学根据的第一位专业人类学家。
同时，反对声浪扩大了战线。那年在纽约举行了一场国际美洲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ists），会议还附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个名为“横越太平洋”的展览。其中的展览品包括来自南美洲和波利尼西亚的特殊鱼钩，两种鱼钩太相似，可能是其中一种起源于另一种。主办这场展览的奥地利和美国人类学家提出一个结论，既然南美洲的古代渔夫没有适合航海的船只，那么他们一定是从波利尼西亚航行者的手上获得鱼钩的；有评论反驳说，这些南美洲鱼钩的历史必须追溯到约公元前三千年陶器时代之前，远在任何波利尼西亚航行者之前。所以，正如我们的航行所证明的，如果这两个地方的人真有联系，必然跟上述理论的方向恰恰相反。
丹麦在人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凯·毕尔凯特-史密斯教授，在大会结束回到家乡后，被一位哥本哈根的记者问及，当我们的木筏以相反的方向横渡太平洋时，大会作何反应。他的回答短得可以直接拿去当新闻标题：
“康提基远征队应该沉默至死。”
他在芬兰的同僚拉菲尔·卡尔斯顿教授立刻打破了沉默。一份赫尔辛基的重量级报纸刊登了一则整版头条，标题上写着：“康提基远征队，一场骗局”。他指责我们的木筏并非普通的原始木筏，即使海浪把它掀翻，也能继续航行。“只有奇迹才能将他们活着带到波利尼西亚。”这是他在我们出发前就说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奇迹了，所以我们的航行一定是个骗局。
这番言论激怒了木筏上的六个人，于是我们援笔为剑以自卫。同时，这位乍然成名的科学家在芬兰的这项指控，也被挪威和丹麦的报纸引用。在一份丹麦报纸上，我被配上一张长相可怕、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长胡须恶汉的照片。结果“康提基号”远征队偏偏不想沉默，我们远征队的影片还在影院上映，并得到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芬兰主要的学术学会邀请我与卡尔斯顿教授对质，令人失望的是，当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时，他却拒绝和我见面，反而邀请我私底下去他的住处喝茶。当学术会的会长将我留在卡尔斯顿教授的门口时，我没有在里面看见任何科学界的歌利亚，我看见的是一个坐在摇椅上的虚弱老人，他向我保证，那些报纸上的恶言恶语是报社编辑加上去的。
在新闻界，攻击和辩护以任何外行人都懂得的语言继续进行着，越来越多波利尼西亚研究领域的知名权威人士出现在新闻标题上。一般读者根本不在乎波利尼西亚人从哪里来，也不太知道波利尼西亚在哪里，都争相参加我们六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所举办的影片或幻灯片放映会，而且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愿意讲，大西洋两岸的演讲厅都是场场爆满。
就在“康提基号”成员散布在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也开始追求不同的生涯。赫门决定回到秘鲁再看一眼我们看过的、洪堡洋流中数量丰富的各种鱼类，他原本是一名专业冷冻机器工程师，后来成为发展秘鲁渔业的先锋之一，并且担任位于罗马的联合国渔业组织会会长多年。他最后在安第斯高原的的喀喀湖湖畔意外逝世，当时他带领一队同僚回到秘鲁，想追寻太阳神康提基的逃亡路线，从湖边的家前往他在太平洋海边出发的地点。
班特也回到了秘鲁，但他是回秘鲁追求他在法国大使馆邂逅的秘书，并娶她为妻，定居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带着刚获得的美国社会人类学的博士学位，他成为塔希提岛民族博物馆的馆长。有了法国妻子，他获准在这座我们的木筏首次被拖离大海的岛屿上购买土地。他们夫妻俩后来在阻止法国在太平洋进行核试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的博物馆馆长任期也因此结束。不过，班特和妻子住在沙滩上的一座美丽的平房里，过着他们梦想中的生活：两人的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波利尼西亚主题私人藏书库，其中就有随班特漂洋过海而来的那一箱书，他们就这样读读写写，面前是一望无际、阳光普照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