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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终其一生都带着铅笔和吉他流浪，仿佛想延续在木筏上的快乐时光。他出版过一本连环漫画（里头也画了我们旅程的点点滴滴），书本后面有一张他用卡通技巧描绘的跟自己孩子道别的图画。旅程结束后，他先回到挪威家里去接妻子和孩子，然后他们升起船帆，搭着一艘原为残骸、后来经他改装的双桅帆船，向大海前进。从进入德国与法国的运河开始，在地中海里一个码头接着一个码头航行。他与这艘流动的家一起四处云游了好多年：永远不赶时间，总是有时间思考，随时享受美、艺术、音乐和哲学。就像水手辛巴达<a id="jzyy_0_97" href="#jz_0_97">(13)</a>一样，做一个说故事的人，需要钱时就演讲，并且到处都有艺术家朋友。他是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的座上客，毕加索把他当作值得交往的同行。他很少走下他的行动地板，一直到最后他上岸回到家乡拉尔维克颐养天年。
托尔斯坦则前往内陆。他远离大海，在阿尔卑斯山脉附近演讲，支付他在瑞士的技术研习费用。几年下来，他必然已经创下海洋演讲的世界纪录，因为瑞士人永远不会厌倦聆听他在海洋上的历险故事。在最后一次演讲结束时，他已经对拥挤的演讲厅和人满为患的观众席感到十分厌烦，所以他接受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政府职位，就是到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烟的北极圈上方的挪威熊岛，担任孤寂的无线电通信员。生于北极光下并受训为突击队军人的他，热爱冒险，永远不躲避艰苦。他的最后一次探险，是在一个前往北极的挪威远征队里担任无线电通信员。后来，他的生命终结在格陵兰，因纽特人发现他被冻死在雪穴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和诺特成为民族英雄后的五十周年纪念日那天，人们在挪威北部他的家乡，为他的纪念碑举行了揭幕典礼。
诺特由于太眷恋“康提基号”，在它从塔希提岛以甲板上货物的身份运回挪威时，不忍见它最终将成为奥斯陆峡湾里的浮木，于是他将“康提基号”拉上岸，放置在临时搭盖的屋顶下遮雪避雨。在此之前，它已经在水上漂浮一年了，上面布满海草，像海神一样长了大胡子。太多人前来参观木筏，诺特便开始收取一点费用，不久就有足够的资金建一间大厅，后来又扩建成现在的“康提基号”博物馆。有了诺特当馆长，再加上一个专业科学家委员会，博物馆不断扩充，也在文化历史上付出了很多心血。诺特拥有处理实际问题的天分，以及一般人少有的、对每个决策都执行良好的杰出能力，将这个博物馆经营得很好，成为挪威最多人参观的博物馆。此外，他还建了展厅放置复活节岛的展览品，以及当代第一艘横渡海洋的纸草船。
作为这件事的策划人，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出版书与发行影片来偿还我的债务，然后回到我那份没有人愿意读的庞大的理论手稿中。然而，我陷入一场战争中，面对如洪水般涌至的评论家，不得不逆流而上——他们因我声称波利尼西亚人是来自秘鲁的印加人而指控我罔顾亚洲——于是，我对手稿的计划不免有很多延迟。不管是在大西洋两岸或铁幕的哪一边，也不论是每天的新闻媒体或科学杂志，评论家都没有看见我试图将美洲加进太平洋的世界里，反而一味地指控我意图将亚洲从地图上消除。一队又一队的远征队伍持续不断地组织起来，证明驾驶原始人的舢板直接从亚洲到波利尼西亚是可能的，但每一次的尝试都在日本洋流的区域栽了跟斗，最后只好放弃船只，任由空船继续漂到西北美洲沿海。有十二艘木筏追随“康提基号”的航迹，从秘鲁和厄瓜多尔出发全都抵达了波利西尼亚，有的继续往西到达美拉尼西亚，有四艘一路直到澳大利亚。对“康提基号”的赞成与反对理论吸引了许多人阅读，但也因为太通俗，在科学界没有造成任何冲击，除了我自己的母校奥斯陆大学的生物系之外，没有任何科学团体想听听我们远征的目的是什么。
接着，在瑞典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变。瑞典的报纸有些时候会留给我很大的答辩余地，现在争论事项已经到达社论的程度，让我分别与波利尼西亚和前印加时期秘鲁领域的顶尖权威人士辩论。就这样，学术界的沉默被打破了，并使瑞典有名的探险家，同时也是戈壁沙漠和喜马拉雅山的征服者斯文·赫定<a id="jzyy_0_98" href="#jz_0_98">(14)</a>，说服瑞典皇家人类学和地理学学会邀请我去辩论。他说，如此一来我的对手才有机会让我闭嘴。
我接受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座无虚席的礼堂，有神情专注的科学家在场，还有赫定坐在前排微笑。我带着第一枚科学徽章回挪威，并且结交了两位终生挚友：一位是年轻的地理学家曼诺菲尔特博士，他是邀请我来的学会会长；另一位是古植物学系的教授塞林博士，同时也是研究波利尼西亚史前植物分布的世界级权威，对于我对海洋迁移路线的说明，他立即给予了支持。拥有超凡知识和大量太平洋文献的塞林博士，刚从波利尼西亚回来，在我发表演说后，他表示愿意和我共同研究太平洋两岸的迁移路线，以完成我的最后一册书。这位瑞典最年轻的大学教授，在被升任为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古植物所所长时，与年长的教授发生了冲突。年长的同事控告他，说他疯了，他没有服从的精神。最后他赢得诉讼，但内心的厌恶使他毅然辞去了职位。
瑞典最杰出的科学学会颁赠的这枚徽章，立刻在挪威引起回响，仿佛这枚徽章是特别为“有科学目标的‘康提基号’远征”而颁发的。没多久，就有人找我去挪威地理学会演讲，不久我又受邀到挪威皇家科学学院发表演说，并事先受到民族学家的警告，说语言学家准备提出决定性的证据来推翻我的理论。然而在演讲后，语言学家根本不发一言，直到有人起哄要他们评论，于是他们一个一个站起来，承认他们了解我对亚洲根源的传播路线也有解释后，对我的理论便没有异议了。来自语言学家的敌对已然消失，又有来自民族学家的推荐，我的拜访最后却让我成为科学学院的终身会员。接着又有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跟进，我做了演讲，也获颁金质徽章，然后是巴黎地理学会。此时，我获费城地理学会的邀请回到美国，向美国的人类学家开始我的第一场演讲，并接受他们的金质徽章。然而，科学界初露曙光的鼓励，反而大大刺激了为求生存而继续下去的抗战，这场与权威势力在新闻媒体上的逆水战争似乎变得更加猛烈。科学徽章不但没有造成新闻轰动，反而刺激那些没有获得任何徽章的人努力进攻。科学徽章让反对者在媒体上爆发出激动的情绪，而支持者却倾向于使用私人信件。排山倒海而来的信件让我开始讨厌看到邮差，就像他一定也很恨我，因为我们为彼此制造了许多工作。然而，在指控与赞赏的交错中，我偶尔会得到暗示，于是也开始了一个接一个新的远征计划，如同把一粒粒珍珠接串起来。
第一个刺激我的反对理论将我再度带回南太平洋，这次是在科隆群岛。这个群岛坐落在离南美洲沿海五百五十海里的地方，在我们前往波利尼西亚的五千海里的航程中，一开始就航经那里了，也因此，我们证明了科学家声称科隆群岛附近的海水会导致印加轻木吸水的理论纯属无稽之谈。现在，相反论点倒转过来指向我们，他们说轻木木筏是适合海上航行的，但在第一批欧洲人到来前，科隆群岛上根本没有人居住，所以证明了原始秘鲁人是旱鸭子，害怕使用木筏深入大海，连科隆群岛都没发现，又怎么可能发现波利尼西亚呢？
这是个合情合理的问题。西班牙人在一五三五年来到科隆群岛时，发现岛上没有人。后来，他们自己也无法在这座干燥的岛屿上定居，因为缺乏持续供应的淡水水源，而且所有南美洲沿海外的正常交通，都因他们对整个大陆沿海的征服而一片混乱。现代因为有大水槽，除了考古学家之外的其他科学家都到过那里，没有人有理由怀疑史前时代有人占据过那里，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就曾到那里研究物种的演进，当地有一种野生的棉花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呢！最后却发现，那只是墨西哥和秘鲁原始文明栽培出来的杂交物种。难道在欧洲人来到前，就有人到过那里，并利用了当地的干燥环境？
正是这个疑问促使我迅速采取了行动。法国复活节岛研究专家阿弗瑞德·梅陀克斯博士从美国回来，他带来一个消息，说美国的植物学家在科隆群岛上发现了复活节岛形式的巨型石雕头颅。他说他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亲眼看过那张在科学家群中传阅的照片。
我火速追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找到那位拥有照片的植物学家。随后，带着一张铅笔画成的藏宝图，我们来到了弗洛里斯海<a id="jzyy_0_99" href="#jz_0_99">(15)</a>。这次我带了两位专业考古学家，有了上一次的木筏基金，我要开始我的第一次考古探险，成为第一位把考古学家带到科隆群岛的人。在一九五〇年年初，没有飞机也没有其他直接到科隆群岛的方法，就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艘货轮愿意按照我们的地图，载我们到弗洛里斯海的岛屿上寻找石雕头颅之前，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美国考古学家杂志》（<i>American Archaeologist</i>）上刊登石雕头颅的照片了。
当我在树叶间意外撞见这座石雕时，我爆发出又好气又好笑的交错情绪：那是个自然的石头形状，只是稍微修饰一下，让它看起来成为可笑的人像，它似乎也正在嘲笑着我们。这座无人居住的岛屿上，只有一个现代的德国“鲁滨孙”，他在海边盖了一间小屋，并动手修饰了这块来自内地的石块，好让他的两个孩子玩耍。
我的第一项考古任务原本很可能就这样悲剧性地开始又结束了，虽说我们至少揭露了那张被认为是考古史料而刊登的照片的真相。但是这出科学剧的第二幕是场喜剧，马上在这对德国夫妇的鸡笼里接着上演了。我们与维特摩一家在他们的小屋里，面对着夕阳坐着吃蛋饼，我碰巧问到他们是否曾在岩群里发现过火石或陶器的碎片。维特摩太太想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带我们去看她的母鸡在围墙内光秃秃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挖着地层。他们先我们一步发现了科隆群岛的第一件古物——四处散置、从土地里冒出来的这些重要的陶器碎片，手指捏塑的样子正是美洲原始人的作品，他们是没有塑陶转盘的。史科欧斯·瓦尔德用他考古学家的鹰眼发现了一块黏土，用稻草清理一下，就放到嘴唇间吹出尖锐刺耳的声音。他已经发现了一个古典的印加陶制哨子。
维特摩家母鸡的小发现，让我们燃起新的希望。借着一艘由两位德国人和一位最近刚在圣克鲁兹<a id="jzyy_0_100" href="#jz_0_100">(16)</a>附近岛上落脚的挪威人所操纵的、设有养鱼槽的渔船，我们在这座岛上两处更原始的营地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同时在圣地亚哥岛上也发现了两处营地。我们的技巧就是坐着小船，循着未开垦过的黑色熔岩峭壁，直到我们发现可通往轻木木筏可以停靠的海滩的小路，不过这样的小路很少。巨大的仙人掌已经征服了那里的每一层土地，我们在崎岖的熔岩突出处之间寻找着平整的土地，以前的人类来捕鱼或猎捕巨龟和鬣蜥蜴时，可能都在此地扎营。所以我们发现将近两千片陶瓷碎片，包括象征着欧洲人来到前一百三十艘不同船只的物品，以及黑曜石和火石类的东西、印加族用的口哨，我们也在野生的达尔文棉花田里发现了典型的南美洲石灰石制纺纱轮。
这些干燥的岛屿上，在古代可能没有人在这里居住，但早在哥伦布造访之前，肯定有人经常在这里出没。然而，在高地印加人占据太平洋沿海后，造访这里的次数就减少了。从大量瓷器碎片中可看出，以前印加人的器皿还有来自蒂亚瓦纳科沿海的彩色瓷器呢！但是，有一些则是上面有青蛙嵌花的黑色器皿，这是在被印加人击败之前、占据秘鲁沿海的戚姆（Chimu）文化典型的图案。
我们带着考古学宝藏回到美国时，第一个露脸的，是急着知道石雕头颅相关消息的梅陀克斯。我们的发现一被媒体披露，立刻就有一位自诩为权威的人宣称，我们所发现的无疑只是欧洲海盗携带在身上的水罐碎片，他们利用科隆群岛作为藏匿处，好袭击运载黄金的西班牙船只。这些多年来一再被反对者引用的谣言，来自一位研究生，其实，华盛顿美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门一批研究厄瓜多尔海岸和北秘鲁的史前陶器首屈一指的专家，已经对这些加拉巴哥的材料做过鉴定，但是这位学生并不知情。
梅陀克斯也间接负责了我下一次的考古探险。身为民族学家的他，和比利时考古学家亨利·拉瓦谢里（Dr. Henri Lavachery）博士，是唯一指导复活节岛上人类学实地考察的两个专业科学家。一九三四年，法国和比利时合作的远征期间，他们主持了一项有关雕像和巨大石台完整的表面勘察，并透过复活节岛上一位聪明的军人访问了当地人，还根据访谈记录列下了所有的文化特色。这位军人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细心的英国调查员凯瑟琳·露特里吉（Katherine Routledge）进行复活节岛探险。他们没有任何人指导过考古的挖掘工作，虽然露特里吉曾经沿着一座巨型雕像的前方挖掘，可是那座雕像脖子以下碰巧断了，使得她以为雕像只是一个巨大的头，下面用一根桩支撑住而已。梅陀克斯自己并没有挖掘，却被露特里吉对一件有缺陷雕像的描述（一九一九年）误导，于是在他的《复活节岛的民族学》（<i>Ethnology of Easter Island</i>，一九四〇年）一书中，将复活节岛上的雕像都仅仅是插在桩上的头颅这则信息传播出去。这项主张被巴克接受，并将其当作事实在他介绍波利尼西亚的教科书中广为宣传。
拉瓦谢里对于他们在法国和比利时合作的远征里，没能在复活节岛的土地上挖掘，有一个很有趣的借口。作为远征民族学家的梅陀克斯已经肯定地对他说过，这座荒芜岛屿上的腐殖质没有足够的时间掩盖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根据巴克的说法，复活节岛上的岛民是来自亚洲的波利尼西亚人，那么诚如这一小块陆地独自坐落在离亚洲四千英里远的地方，这座岛屿应该是最后一座被他们发现的岛屿，也许第一批欧洲人经由南美洲来到这里之前，在这里定居的人才传了几代。
我一直很想推翻这套理论。这座离亚洲最远但离南美洲最近的岛屿，最有可能早就有人居住了。受到我们在科隆群岛发现的人类交通遗迹的鼓励，我决定也要带考古学家到复活节岛——这个坐落在汪洋大海中、离美洲最近的、适宜居住的岛屿。
因木筏航行而出版的书和发行的影片所盈余的基金，使得我能够组织有史以来探访波利尼西亚的最大考古计划，并进行复活节岛上地层挖掘的第一次尝试。史科欧斯·瓦尔德又一次以挪威考古学家的身份加入我的行列，此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考古学教授及两位从智利来的研究生。一九五四年的复活节岛既没有机场也没有码头，只有每年圣诞节来访四天的智利军舰。我们租用了一艘改装的格陵兰拖捞船，在复活节岛东边的安纳肯那海湾（Anakena Bay）停泊了一年的时间，二十三位远征成员在海滩后面的岸上扎营。根据最古老的传说，霍图·马图亚王在追逐落日的两个月航程后，就是在这里登陆的。
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这一趟挖掘工作是值得的。我们必须挖到六码以下，才能到达最大雕像的平坦基台，因为最大的雕像有十二码高，包括完整的身躯，以及弯曲在腹部的手臂。接着，我们发现在这寂寞的复活节岛上，居然有两段不同的文化。根据碳十四测年<a id="jzyy_0_101" href="#jz_0_101">(17)</a>的估算，最古老的可追溯到约公元三八〇年，或者比之前预期的还要早上一千年，较晚的年代则是公元八〇〇年，这倒在意料之内，但也将我们带到前波利尼西亚的时期。复活节岛上的巨型石台，与其说是波利尼西亚的最后一个哨台，不如说至今仍是波利尼西亚最古老的庙宇建筑。经由挖掘，一些石雕像陆续出土，这些石雕无论是在复活节岛或波利尼西亚任何区域，都尚未为人所知。它们属于最早的时期，其中有些是在地面下发现的，有些则是被故意打破的。这些作品所采用的石材，在波利尼西亚时期是用来兴建庙宇平台的。根据考古学家鉴定，这些最早期的石雕是安第斯山脉蒂亚瓦纳科的前印加时期的典型，甚至连高度特殊化和紧密契合的典型安第斯石墙也属于最早期。梅陀克斯也承认，这些石墙并非波利尼西亚的典型石墙，反而与古秘鲁的石墙极为相似。但是，他认为这只是巧合，因为复活节岛上缺乏木头却石产丰富的条件，会逐渐刺激波利尼西亚居民发展出足以媲美秘鲁的石造建筑。当我们的挖掘工作证明梅陀克斯所称“印加典型”的石造建筑是属于早期而非晚期时，梅陀克斯的前述理论就不攻自破了。在随后的科考工作中，我们甚至发现前印加典型的石墙完全埋藏在安纳肯那海湾的霍图·马图亚王雕像平台的旁边和下面，所以可判定这些石墙是由完全掌握秘鲁技术的早期移民建造的。在蒂亚瓦纳科挖掘出巨型阿卡帕那（Akapana）金字塔石墙的玻利维亚<a id="jzyy_0_102" href="#jz_0_102">(18)</a>考古学家，更进一步地发现这件精致的石器作品并非起源于印加，而是属于蒂亚瓦纳科时期，更是出自复活节岛上最古老雕像原型的肖像雕刻家之手。
复活节岛科考队的考古学家与我一起以发言人的身份，出席一九六一年在檀香山举行的第十届太平洋科学大会（the Ten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有三千名来自各个科学领域的太平洋学者参加，这项科考的成果除了分别在考古学、人类学和植物学等领域呈现和讨论之外，还提供了一场专门针对科隆群岛的特别座谈会。在科学界各领域专业精英分子的争战中，这个事件成了明显的转折点。考古学领域提出的一个决议案，获得大会的一致赞同，并在会议记录上宣布——东南亚和南美洲都是太平洋人文主要的源头——这句话是我在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完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研究后，在出版物中做出的推断。
这项太平洋移民理论双源说之所以慢了二十年才被接受，是因为科学家们全被大众牵着鼻子走，而大众却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木筏之旅上。然而，如果没有木筏之旅，科学家们会带着他们的教条平静地过日子，而大众也不会理会这一学说。从此，科学界知名人士、公认的太平洋权威学者和美洲学家的敌对和攻击停止了，只剩下那些科学界的新人，在科学的穹苍上短暂地留下名字后，如流星般消逝。我最有身价的对手梅陀克斯，在我们复活节岛远征之后，就没有再做出反对和防卫性的言论，而他远征的同伴拉瓦谢里则成为我一生的朋友，并且是我《复活节岛的艺术》（<i>Art of Easter Island</i>，纽约，一九七五年）一书的合作伙伴。如果外面真有流星，我也看不到听不到，因为接下来的几年有无数科学大会和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铁幕两侧的知名科学家亦都与我结束了冷战，一方面，纽约科学院邀请我成为会员；另一方面，通过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许（Keldysh）的安排——他正是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往太空的研究院院士——我与苏联首屈一指的人类学家面谈，之后，他们颁发给我荣誉博士的学位。
然而，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并不是科学世界里态度的转变，而是我自己与世界海洋的关系。我回到大海，继续与更多科学教条奋战。我们的考古学家在复活节岛的不同区域挖掘出土了许多原始人类雕像和绘画着镰刀形大船的石头，复活节岛岛民确认，这些镰刀形大船与他们的独木舟是不同的。最大的雕像是由史科欧斯·瓦尔德和史密斯发现的，像刺青一样雕刻在埋藏起来的巨型雕像胸前。此外，费尔顿也在奥朗戈村的仪式用石屋里，发现了这种图形的彩色庙宇壁画。就可考证的年代而言，最古老的是穆洛伊在维纳蒲印加早期石墙的地基下发现的。岛上的长老告诉我们这些不是独木舟，而是由一捆一捆的芦苇所做成的大船，每一艘可以容纳两百人，就是霍图·马图亚王打败仗后，与他的子民从沙漠逃向东边时所驾的巨型船只。
为了让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意思，四个兄弟造了一艘小小的芦苇船，看起来就像那些在秘鲁和玻利维亚仍在使用的船，这艘船载着他们四个人在开阔的海洋上荡漾。甚至，连他们使用的这种淡水芦苇也是南美洲一种称为“沱沱拉”（totora）的特产，却从史前时代就在复活节岛的火山口湖边生长，并且从前印加时代起，人们就在秘鲁沿海地区一整片引水灌溉的田里栽种来供造船之用。
我突然了解：这些沿着秘鲁海岸而居的沙漠部族除了轻木木筏外，还有其他替代品。他们的芦苇束船一样适合在海上航行，而他们又可以在沿海地区栽种芦苇来造船。不像轻木只能取自厄瓜多尔和北印加帝国外的沿海丛林。用有浮力的原木和有浮力的芦苇束造船，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因材料本身具有浮力，且没有脆弱的船壳作累赘。当它们在波浪上行走时，没有任何海浪能把它们弄沉，船底的裂缝也能使海水有进有出，却不会积存。
为什么所有已知的最早期文明，都是由造芦苇船开始他们的航海历史呢？难道这是巧合吗？为什么文明在两百万年未知的人类历史之后，才在五千年前从各地冒出来？难道是因为五千年前人类才开始建造大芦苇船，一边探索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河谷等地的最古老艺术，一边描绘他们的王神？一位美国考古学家指出，欧洲人到来之前的秘鲁芦苇船与古代埃及的芦苇船很相似，他认为这是民族独立发展的证据。但是，所有古文明早期描绘出来的芦苇船的基本样貌都一样，并且都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不同。难道芦苇船不是应该用来论证文明的传播而非文明的隔离吗？
开罗纸草学会的会长主张，纸莎草芦苇在水里两星期后就会下沉，他确信古埃及人从不曾在尼罗河口外使用它。另外，根据一本有关早期美索不达米亚航行的书，当地的“勃狄”（berdi）芦苇在水面上最久也只能浮两个星期。依照作者的说法，曾居住在幼发拉底河的苏美人不可能离开他们的“双胞河”<a id="jzyy_0_103" href="#jz_0_103">(19)</a>而前往波斯湾探险，除非他们能够进口木头并学习建造木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