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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上午，这周才刚开始，我就有点儿头晕，为了避免情况加重，我决定提前回家。反正皮埃尔事件只能交给警察了。
“保罗，你脸色确实不好。昨天累到了吧？就别担心工作了，好好休息吧。”
我申请早退，马蒂厄先生爽快地同意了。
一看镜子，发现自己跟死人一样面无血色。
回到家里，安东尼娅也不在。今天她被邀请参加戈达尔夫人的午宴。村里出了大事儿，戈达尔夫人还在找人商量复活节的义卖会，真是优哉游哉。率先打破摩西十诫的女人竟致力于教堂的慈善活动。喜爱教堂的戈达尔夫人固然是个笑话，但如果能帮安东尼娅解解闷，倒也不坏。我强忍着头晕和恶心感，把车开回了戈拉兹德宅。
“我有点儿不舒服，就不吃午饭了。下午在房里休息，在我叫你之前，别来吵醒我。”
我对在门口迎接的杜邦夫人说道。
“知道了。”
她的回答跟平时没任何区别。
“等安东尼娅回来了，也这么告诉她吧。”
“好的。”
平淡的声音如今已升华为她的人格，抹去了话语中的全部感情。
昨天凌晨，在旁边注视着我一举一动的杜邦夫人，最终还是一句话也没说。即便那是她爱我的证明，我的心也摇摆不定，不知该如何承受。
*
我想起了三年前，母亲露易丝·戈拉兹德离世的那天。
准确地说，她不是我的亲生母亲，而是被安上了这个身份。当时我二十二岁，从巴黎的大学回家过暑假。
母亲一直为慢性失眠所困，常年服用安眠药。道恩医生告诉我，是过量的安眠药夺走了母亲的性命。她并非自杀，怎么看都是误服安眠药造成的中毒。这是官方得出的结论。
折磨母亲的，是长年的孤独与病魔。这点毋庸置疑。可实际上，致命的一击又是什么呢？
那天，我有急事儿必须赶回巴黎，便在清晨六点进入了母亲的房间。平常，杜邦夫人习惯在六点半往母亲床边摆一杯提神牛奶。出发前，我突然想跟她打声招呼。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真心爱我。但对她来说，在家中能敞开心扉的人只有我这个儿子，对我来说也一样。我记得在这座阴郁而又古怪的宅邸中，只有她身边总是萦绕着安详而平凡的空气。
我敲了门，但没人回应。
也许还在沉睡。亲子之间不讲客气，我随手开门进了卧室，却发现床上躺着已经断了气的母亲。
“妈妈！”
然而，惊愕与恐惧抹消了我的呐喊。
床头柜上有一只沾着热巧克力的马克杯——母亲安静地躺在狭窄的单人床上，显得孤独无助又瘦弱。
家里一片混乱，有人赶紧打电话给道恩医生。但她显然已经没救了。
而道恩医生抵达前，我在母亲的尸骨前同杀人犯进行了对峙。
杀害我母亲的那个女人，手里拿着刚在浴室里洗干净的马克杯。里面曾装着母亲睡前爱喝的热巧克力，原本应该在她早上送牛奶的时候收拾干净的。床头柜上故意摆着放安眠药的空盒，以及剩有少量水的玻璃杯。
当时，杜邦夫人也是一言不发。就好像昨天的我一样——她用沉默的盔甲武装自己，傲然地看着我。
而我也跟昨天的杜邦夫人一样，没有去揭发残忍的杀人犯，而是选择当沉默的共犯。
*
头晕没有消停的迹象。我准备在床上睡一会儿，可一躺下，头晕就越来越严重。
我突然想起安东尼娅总说自己头晕，身边常备巴黎医生开的特效药。
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尽量不晃动脑袋，慢慢穿过卧室（兼起居室），打开通往安东尼娅房间的门。平常安东尼娅不在的时候，我都不会进入她的卧室，可情急之下迫不得已。我笔直走向了梳妆台。梳妆台的下面和两侧共有九只抽屉。我记得她把常备药收在了左上角的抽屉里。
与她的外貌截然相反，安东尼娅并不擅长整理收拾。出门时脱掉的衣服就扔在宽敞的大床上，化妆品、饰品、梳子等杂物胡乱堆在大大的梳妆台上。
我打开左上角的抽屉。这里也塞满了各种小瓶子、小盒子。看样子，我乱翻一下她也不会发现。
寻找熟悉的头晕药时，我发现了一件不可能出现的东西，整个人都惊呆了。
不可能出现的东西——盒装的避孕工具。
注释
<a href="#b1" id="a1">1</a> Gauloises，法国的卷烟品牌。——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