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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沿楼梯走进车站,情绪逐渐低落下去。马修应该已经到家了。她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见过前未婚夫了,也并不期待与他再会。她坐上回家的地铁,希望能有理由不回家,但她答应过斯特莱克,天黑以后不出门。
四十分钟后,她抵达伊灵车站。她不情愿地走向公寓,又给斯特莱克拨了个电话。他这回接了。
“干得好!”斯特莱克听说她接通了布罗克班克的电话,如此说道,“你说这女的有伦敦口音?”
“我这样觉得,”罗宾说,感觉斯特莱克找错了重点,“还有个女儿,听起来年纪很小。”
“嗯。所以布罗克班克才会上门。”
她以为斯特莱克会对那个小孩表示出更多的关心,毕竟小女孩身边就有一位罪行累累的儿童强奸犯。但斯特莱克没有,反而语气轻快地转移了话题。
“我刚才在和哈兹尔·弗利打电话。”
“谁?”
“凯尔西的姐姐,记得吗?她先前说她想见我来着,我们约好了周六见面。”
“哦。”罗宾说。
“之前都没空——那个疯爸爸从芝加哥回来了。这样也好。我们总不能永远指着‘第二次’吃饭。”
罗宾没说话。她还在想那个接电话的小孩。斯特莱克的反应让她很失望。
“你没事吧?”斯特莱克问。
“没事。”罗宾说。
她走到赫斯廷斯路的尽头。
“嗯,明天见。”她说。
斯特莱克也说了明天见,挂了电话。罗宾没想到给斯特莱克打过电话后情绪会更糟,带着几分焦虑走向自己家的前门。
结果她无需担心。从马沙姆回来的马修已经不是每小时发短信求罗宾和他谈一谈的那个马修了。他睡在沙发上。之后的三天里,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彼此生活,罗宾冷淡而客气,马修则假装殷勤,有时候态度夸张得几近滑稽。罗宾刚喝完水,他就马上去洗杯子。周四早上,他尊敬地问罗宾工作进展如何。
“哦,拜托。”罗宾丢下这么一句,大步经过他身边,出了门。
她猜马修的家里人叫他拉开点距离,给她时间考虑。他们还没讨论过要如何通知大家婚礼已经取消,马修显然不想提起这个话题。每一天,罗宾都想提起这件事,但最后又都不了了之。她有时扪心自问,这样退缩是不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还想重新把戒指戴上。她有时会告诉自己,这只是因为她太累了,没有精力进行最艰难、也最痛苦的一场谈话。她仍然不赞成母亲来访,心里却暗自希望能从琳达那里获得力量和安慰,提起精神,面对最后的结局。
她桌上的玫瑰慢慢枯萎。没人费心换水,它们在包装纸里安静地逐渐死去。罗宾很少去办公室,没机会扔掉花。偶尔去拿东西的斯特莱克则觉得不该由自己来扔,里面的卡片还没打开。
斯特莱克和罗宾前一周见了很多人,现在又恢复以往的工作安排,轮流监视银发和疯爸爸,很少有机会碰头。疯爸爸从美国回来了,一落地又跟踪起两个年幼的儿子。到了周四下午,布罗克班克还是没有回音,两人在电话里讨论起罗宾是否应该再打一次电话。斯特莱克思考了一番,认为维尼夏·霍尔是位日程繁忙的律师,手头要忙的案子多的是。
“他明天如果还不回电话,你再给他打。到明天就一周了。他的那位女性朋友也许忘了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