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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的，我们又回到采访开始时的话题：欧文·奎因令人发指的惨死。
“我到现在还没接受欧文被谋杀了，”范克特轻声说，“我像大多数作家一样，通过写作来弄清我对某一话题的感受。这是我们诠释世界、了解世界的方式。”
难道这意味着他会把奎因被害一事写成小说？
“我已经能听到人们在指责我品位低下和趁火打劫，”范克特笑着说，“我敢说，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出现痛失友情、最后一次交谈、解释和弥补的机会等等主题，但欧文的谋杀案已经变成了小说——是他自己写的。”
他是少数几个读过那本臭名昭著的书的人之一，书中似乎设计了这起谋杀案。
“我是在奎因尸体被发现的那天读到它的。当时我的出版商特别急着让我读——因为里面写到了我嘛。”虽然书里可能把他描述得很不堪，但他似乎真的没往心里去。“我没兴趣请律师。我强烈反对审查制度。”
从文学方面看，他认为这本书怎么样？
“它是纳博科夫所说的癫狂的杰作，”他微笑着回答，“在适当的时候，可能会有出版这本书的理由，谁知道呢？”
他肯定是在开玩笑吧？
“凭什么不应该出版？”范克特问，“艺术理应提供刺激，仅按这个标准，《家蚕》出色地完成了职责。是啊，凭什么不能出版呢？”这位文学朋克在他伊丽莎白一世风格的豪宅里这样问道。
“由迈克尔·范克特写前言？”我提议道。
“比这更离奇的事也发生过，”迈克尔·范克特咧嘴笑着说，“比这离奇得多。”
“万能的上帝。”斯特莱克喃喃地说，把《泰晤士报》扔在罗宾桌上，差点砸到那棵圣诞树。
“你看到了吗？他声称是在你发现奎因尸体那天才读到《家蚕》的。”
“是啊。”斯特莱克说。
“他在说谎。”罗宾说。
“我们认为他在说谎。”斯特莱克纠正她。
斯特莱克恪守着不再打出租车浪费钱的决定，可是雪还在下，就乘上二十九路公共汽车，在逐渐加深的暮色中穿行。车往北开，带着斯特莱克在新铺的砾石路上走了二十分钟。在汉普斯特德路上走来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身边跟着一个哭闹不止的小男孩。斯特莱克凭第六感猜测他们三人去的是同一个地方，果然，他和女人都起身在金顿路站下车，就在哈洛威女子监狱荒凉的墙外。
“你就要看见妈妈了。”女人对小男孩说，斯特莱克猜想那是她的外孙，尽管她看上去刚四十出头。
监狱周围是光秃秃的树和路旁草坪，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若不是那蓝色和白色的政府权威标志，以及便于警车通过的深嵌墙内的十六英尺高大门，这里可能会被看作一所红砖大学机构。斯特莱克加入探视者的人流，其中有些带着孩子，那些孩子拼命想在路边没被踏过的雪堆上踩出脚印。队伍缓缓地通过水泥已经磨损的赤褐色围墙，通过在十二月寒风中变成大雪球的吊篮。探视者大多是女人，斯特莱克在那些男人中显得鹤立鸡群，他不仅身材魁梧，而且看上去没有被生活打击得呆滞和麻木。一个有许多文身的年轻人走在他前面，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每走一步都微微踉跄。斯特莱克在战地医院看见过神经受损的病人，但他估计此人并未遭受过迫击炮的袭击。
负责检查身份证的壮硕女狱卒看了看他的驾驶证，然后抬头盯着他。
“我知道你是谁。”她眼神犀利地说。
斯特莱克猜想，是不是安斯蒂斯吩咐，如果斯特莱克来探视利奥诺拉就通知他。似乎有这种可能。
他故意去得早了些，不想浪费规定与客户见面的每一分钟。有了这份远见，他得以在儿童慈善机构开的访客中心喝一杯咖啡。屋里很明亮，气氛几乎可以说是欢乐的，许多孩子像老朋友似的问候那些大卡车和泰迪熊。跟斯特莱克一起下车的那个憔悴女人没精打采地注视着男孩在斯特莱克的大脚边玩一个机器人，男孩把斯特莱克当成了一尊庞大的塑像（底西福涅，复仇女神……）。
六点整，他被叫进探视者大厅。脚步声在光亮的地板上发出回声。大厅十分空旷，回响着金属和钥匙碰撞声，以及模糊的说话声，墙壁是混凝土砌块的，但犯人们画的色彩绚丽的壁画多少缓和了这里的空旷。大厅中央有一张低矮的、无法挪动的小桌，两边的塑料椅也是固定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犯人和访客之间的接触，防止传递违禁物。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哭喊。狱卒站在墙边注视着。斯特莱克只跟男犯人打过交道，感到这个地方非常别扭。孩子们盯着面容憔悴的母亲，被啃过的手指不停地摆动、抽搐，隐约显露出精神疾病的迹象，服药过量、昏昏欲睡的女人蜷缩在塑料椅中……跟他熟悉的男子监狱完全不同。
利奥诺拉坐在那里，样子瘦小而脆弱，见到他时露出可怜巴巴的喜悦。她穿着自己的衣服，一套宽松的运动衫和长裤，使她显得更瘦弱了。
“奥兰多来过了。”利奥诺拉说。她眼睛很红，斯特莱克知道她哭了很长时间。“她不愿离开我。他们把她拽走了。都不肯让我哄哄她。”
她本来应该表现出愤怒和抗议，斯特莱克却开始听到对制度的逆来顺受。四十八个小时，使她懂得自己已经彻底失去力量和对所有事情的掌控。
“利奥诺拉，我们需要谈谈那张信用卡账单。”
“我从来没拿过那张卡，”她说，苍白的嘴唇在颤抖，“一直在欧文那儿，我从没拿过，除非有时需要去超市。他总是给我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