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七杀碑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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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江口沉银已经得到史学界证实，去年还破获过一起江口沉银的盗墓案件，案值数以亿计。之前我和明智轩调查的干尸事件，也和江口沉银有关。

张献忠一生最有争议的，是屠川这件事。

有史学家认为是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诬蔑他为“杀人魔王”，《明史》中曾说张献忠“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清初的谷应泰也曾评价张献忠说：“献忠无他技巧，止以阴谋多智，暴豪嗜杀，可乘之敝，正自不少耳。”

部分史学家认为，除了战死的川人外，多数平民实际上是清军所杀，但是没有实质的证据。清军进入中原后，最有名的屠杀是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对此并没有特别忌讳和掩盖，屠川这口黑锅似乎没有让张献忠来背的必要。

并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据证明，张献忠恐怕真的是一个屠杀了数百万川人的杀人魔王。当年四川有三百多万人口，加上隐匿不易统计的人口，据说接近千万，可到张献忠覆灭的时候，成都仅剩下八万人口（一说五十万），以至于清朝统一全国后，不得不从湖广两地迁大量人口进入四川，这就是有名的“湖广填四川”。

直到今天，四川境内有不少客家人的后裔和会馆，许多四川人的祖籍，是湖广等地，并非祖祖辈辈都是川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古蜀国被秦国灭亡，整个四川在人口和文化上受到的打击，似乎都没有张献忠屠川来得大。对于这件事，史学界一直含糊其词，总感觉故意在隐瞒什么。

而眼前的七杀碑照片，相传背面的碑文是张献忠亲笔所书，从中也看得出他的确是一个心有执念的屠夫。

这样的人，如果真的认定人活在世上对不起上天，那么做出的破坏比单纯的战争还要高上许多。

还有一种为张献忠翻案的说法，认为七杀碑原是“圣谕碑”，碑上所书句子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之所以会有七杀碑这样的说法流传，是清廷为了营造张献忠嗜杀的形象使然。

不过从照片上的碑文来看，这种说法恐怕站不住脚，而且史学界没有找到任何实物证据。

“不是说七杀碑早就被毁坏了吗？怎么还有照片？这些照片又是什么时候拍的？”明智轩问道。

李老将第一张五人合影的照片翻过来，上面有两个外国名字。

“WilliamReginaldMorse”，“V.H.Donnithorne”。

“这应该是照片上两个外国人的名字，他们是谁？”我好奇地问。

“莫尔斯和……董笃宜！”敖雨泽的语气有些古怪。

“董笃宜！”我惊呼一声。这个名字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当年三星堆问世后，就是此人主持了第一次挖掘。当时他还成立了一支考察队，前往黑水县的雷鸣谷，最后铩羽而归。

就连世界树组织的建立，也与此人有关。当年他的华裔助手拿走了一些《金沙古卷》的残页和几件珍贵的文物，辗转卖给了世界树组织的创立者。

对于这样一个在古蜀文明的发现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人，我怎么可能不吃惊？

“莫尔斯又是谁？”我继续问道。能够和董笃宜并列，想来这个人的来头也不小。

“莫尔斯也是一名传教士，是美国医学博士。此人早在一九二二年发起成立了边疆研究协会，将探险、考古与人类学调查融为一体。他当年在四川的考古和人类学研究，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美国人类学博士葛维汉以及董笃宜——如果不是这两个人的存在，三星堆挖掘和保护工作要滞后许多。”敖雨泽说道。

“李老，为什么您会有这些照片，这和您的黑竹沟之行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李老不可能莫名其妙地拿出这几张照片，这其中肯定有某种联系。

“照片上站在莫尔斯旁边的那个瘦小的年轻华人，就是先父。”李老微微闭上眼，回忆似的说。

“您的意思是，当年你的父亲曾和莫尔斯、董笃宜合作过，他们一起发现了真正的七杀碑？我记得那个时候葛维汉曾帮忙筹建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用来存放三星堆等相关的古蜀文物。既然价值连城的三星堆文物大部分都完好保存下来了，这样一块沉重粗糙的石碑，怎么反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问道。

“听我父亲说，当年那块七杀碑出土之后，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最后不得不将七杀碑推入江中。几个知情人也对此守口如瓶。”

“究竟是什么事？”

“这块石碑是在眉山江口镇的岷江河道清淤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当年清理石碑的工人，不久后全身血肉干枯而死。有游方道士来看过后说，碑文上杀气太重，加之聚集了百万冤魂，让杀气变成了煞气，只要沾染一点，就会使机体失去全部生机。而且这碑文的煞气已经严重到了能影响人心智的程度，如果不重新沉入江中，甚至有可能混淆天机，引起更大的麻烦。”

“混淆天机？这道士可真够夸张的。”明智轩嗤笑一声说。

“别乱说，听李老讲完。”敖雨泽瞪了他一眼。

“我本来也以为完全是胡说八道，可是听我父亲讲，董笃宜力主按照那道士的方式，用符咒封印石碑，然后重新将它沉入岷江之中。而且那以后，我父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不到四十岁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