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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会死后，化名路遗的费运亦被乱兵杀死。他费尽心机要保全蜀国，之前曾挑起魏帝曹髦与司马昭相斗，又怂恿钟会除掉嵇康，意图在魏国制造内乱。然司马氏实力太强，曹髦与嵇康之死，虽起了波澜，却不足以阻止魏国西进的步伐。他跟在钟会身边，不断派心腹将魏国军情密报蜀汉大将军姜维，却不想邓艾以奇兵濒临成都城下，蜀主刘禅举城投降，当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切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路遗身份并未败露，表面上仍是钟会亲信，名列钟氏同党，亦在族诛之列。郭丽作为路遗妻子，本来该判斩首，司马昭因郭父郭修之故，特别赦免了郭丽，但路遗之子路临并不在赦免之列，须得处死。郭丽却自己到官府请罪，揭发了路遗蜀国探子身份。自古以来，最不能容忍的是叛徒，自家叛贼是首恶，除恶务尽，但奸细与间谍并不遭人怨恨，不过阵营敌对、各为其主罢了。路遗既不是魏人，便无反贼之名，而今蜀地亦已归魏，魏蜀一家，再无分别。郭丽告发路遗蜀人奸细身份，反而由此救了儿子路临一命。
蜀汉灭亡的消息正式传到魏国国都洛阳的时间是冬十月，魏帝曹奂被授意任命司马昭为相国，晋爵为公，加九锡，司马昭假意以礼辞让。司徒郑冲又率群臣劝进，并命阮籍写《劝进文》。自正始十年（249年）高平陵事变后出仕，阮籍已经在司马氏手下担任各色官职长达十四年，时间之久，名列“竹林七贤”榜首。此刻的阮籍，还是之前那个雅好老庄、放浪形骸、恣情任性的竹林名士吗？
阮籍入仕司马懿为从事中郎时，恰巧四十岁，刚好进入了不惑之年。他既是名士，当然不是糊涂之人，但他没有嵇康那般勇于坚持、蹈死不顾的勇气，当无法逃避政治的时候，只好明哲保身，投入了司马氏的怀抱。尽管对政治一直抱着一种消极的态度，但由于阮籍投靠及时，一直很得司马氏信任。司马懿死后，他又接着担任司马师的从事中郎。
但阮籍的日子并不好过，且不说他本人如何不事司马氏的高压统治，单是他父亲阮瑀本隶属于曹魏集团，他本人也曾受过曹丕恩惠一项，就足以让他辗转在道义上巨大的负疚中。
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以匡扶帝室的名义，废除魏帝曹芳，改立曹髦为帝。自儒学成为中国官方主流文化以来，君权至上，君者为父，孝、敬、忠、贞，君父之所安也。权臣把持朝政、威凌朝堂是一回事，行废立之事则是另外一回事，性质完全不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阮籍当然也不会例外。一直忍耐的他也拿起了笔，写了一首《首阳山赋》，尖锐地批评了传统史家所称颂的伯夷、叔齐。这二人曾经阻止武王伐纣，后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武王伐纣打的是除暴安民的旗号，跟司马师所谓“匡扶帝室”一致，因而这篇赋表面看起来是在支持司马师废立一事。但赋中表现出强烈的悲凉和孤独情怀，“虑凄枪而感心”，可以看到阮籍的内心深处，正起伏着无穷的悔恨与绝望。再联想到他在另一首《咏怀诗》中竭力赞扬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岂复叹咨嗟”的言行，不得不说这篇《首阳山赋》背后的寓意令人深思，实际上是在正话反说。显然，阮籍所选择的全身之路并没有给他带来适意的安全感，反而令他陷入更深的痛苦。时代将这个令人困惑费解的问题毫不留情地摆在了他前面：在困境中，名士何所依？名士何所为？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运命衰薄，生不逢时，至幽忧而饿死。充满失落感的《采薇歌》，依旧回荡在首阳山的山崖水际。
虽然阮籍“口不论人过”，喜怒不从脸上流露出来，但他绝不是是非不分之人，嵇康写下《管蔡论》，力辩管、蔡二人无罪，为毌丘俭等武装反抗司马氏统治的人张目，阮籍也写下《咏怀诗》歌颂壮士：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壮士受命远方，临危不惧，效命战场，“身死魂飞扬”。此诗正写在毌丘俭、诸葛诞等兵败身死后，无疑这壮士所指另有玄机，正如清人曾国藩所指出：“似指王凌、诸葛诞、毌丘俭之徒。”可见阮籍并非真正不问世事，他跟挚友嵇康一样，心中依旧关注着政治。
曹髦即帝位之后，阮籍也被司马师赐为关内侯，并由大将军从事中郎改任散骑常侍。旁人看来他是加官晋爵，但其实他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他先后为司马懿与司马师的从事中郎，按照惯例已经成为司马氏的门生故吏。而散骑常侍职是皇帝的侍从散官，能够随时亲近皇帝。他身份的转变，不仅仅是官职的变化，还有将由司马氏的下属转为皇帝的臣属。那么，他是要成为司马氏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还是要适应新官职，效忠于新皇帝？这实际上就是，是生还是死的问题。阮籍当然不想死，不会站到曹髦一方，何况阮籍已经给人留有与司马氏亲近的形象，曹髦聪明过人，并不真正信任他。但以阮籍的性格和为人，也实在难以胜任打小报告的耳目的角色。因而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去向司马氏乞求官职。
当时司马师已死，其弟司马昭刚刚掌权，阮籍主动求见，提出想到东平任职，东平即与嵇康同日被杀的吕安的故乡。司马昭的反应是“大悦”，为什么会“大悦”？因为像阮籍这样的人自己开口求官，实在是生平第一次。司马昭马上任命他为东平相。阮籍骑驴上任，一到东平就把官署的影墙拆了。他本无心做官，到东平不过是想离开侍从散官这个难以自处的位置，混了十来天后，连衙门的椅子都还没有坐热，便又骑着毛驴回到了洛阳，重新做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
一年后，阮籍再次找到司马昭，请求调任步兵校尉。步兵校尉设置于汉武帝时，为八校尉之一，秩二千石，掌上林苑门屯兵，地位极为重要。东汉时属北军中候，领宿卫兵。到魏晋时，属领军将军，地位有所下降，常以文士担任。阮籍求此职的理由是听说营厨中酿有美酒，而他本人嗜酒如命，但显然这只是借口，他想离司马昭远一些。司马昭本人对阮籍颇为赞赏，满足了他的要求。从此，阮籍一直担任从事中郎官职，时间长达八年之久，直到死去。
离开了大将军府后，阮籍并没有从行为上疏离司马昭，每每大将军府有宴会，他都是积极参加，从不缺席，只是行为上有些奇特——司马昭“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旁人都毕恭毕敬，唯独阮籍酣饮纵放，似乎依稀还有往昔竹林之游时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影子。司马昭对阮籍颇为赏识，也从不计较。
阮籍自小与寡母相依为命，事母至孝。阮母去世的时候，他正与人下围棋，对手一听阮母死了，连忙不下了，阮籍却坚持要分出胜负。棋局下完后，他一口气喝了二斗酒，这才去向母亲遗体诀别，只号哭了一声“完了”，就开始吐血，一连吐了好几升，随即大病一场，形销骨立。
然而在母丧期间，他在司马昭的宴席上照常喝酒吃肉，与平时无异。重臣何曾看到后很是不满，当面指责道：“你真是个纵情无度、违背礼仪、败坏风俗的人！”又跑去告诉司马昭说：“您用孝道治天下，阮籍身居重丧却公然在宴席上喝酒吃肉。您应该将他流放，以正风俗教化。”
司马昭却道：“阮籍哀伤劳累到这个样子，您不能和我一道为他担忧，还说什么呢！再说有病而喝酒吃肉，这本来就合乎丧礼啊！”何曾这才无话可说。
而阮籍若无其事，照旧吃喝个不停。嵇康被杀就是因为被强加上了“不孝”的罪名，而阮籍的“不孝”却得到了司马昭的袒护，这自然是因为阮籍长期担任司马氏的僚属，又从来不对人事发表意见，基本上还是个顺民的姿态。
阮籍的种种怪异行为，在时人眼中被认为是所谓的名士风度，实际上，这种表面的越礼狂放、纵情超脱背后，潜隐的正是深重的精神危机——纵情饮酒、轻蔑礼仪法度不过是他宣泄郁愤、寄托情感、躲避政治的手段。
有一天，当阮籍来到广武<a id="ch8-back" href="#ch8"><sup>[8]</sup></a>游览楚汉古战场时，面对茫茫荒野，四顾彷徨，一直明哲保身、谨慎处世的他终于忍不住叫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一声千古慨叹，饱含着深深的忧患意识，真正地喊出了郁结于心的悲凉，以及才不堪用的不平。这是何等愤懑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怀！
阮籍所钟情的美酒多少还是帮助了他。司马昭听说阮籍之女有美色，一直想娶其为长子司马炎之妻。司马氏联姻对象都非同小可，司马师正妻羊徽瑜出身泰山羊氏望族，母亲为东汉大名士蔡邕之女，司马昭正妻王元姬为大儒王肃长女，因而在旁人看来，阮籍能与司马氏联姻，是莫大的荣幸——阮氏一族在政治地位和门第清望上都将大大提高。阮籍却不愿意，嫁女事小，一旦同意这门亲事，他就彻底成了司马氏一党，他怎么能与这个残忍杀害了好友嵇康的人做亲家呢？但他也不能拒绝，便靠美酒脱身，喝得酩酊大醉，足足醉了六十日。司马昭来了好几次，始终没有开口提亲的机会，拖了一段时间，此事也就此作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