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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司马昭也明白阮籍醉酒是怎么回事，心里多少会有些疙瘩。钟会善于迎合司马氏，又喜欢不择手段地陷人于非罪，便多次主动和阮籍搭讪，问以时事，只等阮籍开口回答，就可以抓住把柄，罗织罪名。但阮籍每每醉得不省人事，根本就不能说话，钟会如此精于算计的人，都找不到任何口实。
然而，最大的考验还是来到了。景元四年（263年）冬，蜀汉灭亡后，司马昭开始篡夺帝位的重要一步——由傀儡皇帝曹奂下诏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按照惯例，司马昭须推辞谦让，再由公卿大臣集体“劝进”，由此可以表明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之举。阮籍时任步兵校尉，已经多年不担任负责起草重要文书的大将军从事郎中，却被指定拟写《劝进文》。这是司马昭很厉害的一招，逼迫阮籍就此表明立场。阮籍照旧喝酒装醉，想就此蒙混过关。次日使者到来，阮籍正醉得趴在桌子上睡觉。使者将他推醒，索要劝辞。这件事与提亲一事有本质的区别，阮籍深知其中利害，再假装醉酒不写，那么酒醒之时，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说不定还要祸及亲属族人。权衡之下，他最终屈服，当即取笔将劝辞写在了桌子上，一挥而就。使者另派人誊抄，无所改校，“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劝进表》一写，表明阮籍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氏，赞同其篡夺曹魏权位行为，这件事也成为阮籍一生中无法抹去的巨大污点，政治表态与思想感情的矛盾给他带来了难以排解的心灵的压抑与折磨。写《劝进表》后不到两个月，阮籍怏怏病死。
此时，距离嵇康被杀仅仅一年。所不同的是——嵇康是在抗争中激情毁灭，阮籍是在苟活中矛盾死去；嵇康虽然身首异处，但却走得坦荡从容，令人痛惜的同时更添仰慕，阮籍虽保全了身家性命，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给人深深的压抑，令人怅惘。至此，“竹林七贤”中最杰出、最璀璨的两个核心领袖人物率先陨落了。
咸熙二年（265年），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出仕，再度出任之前的官职——建威参军。至此，“竹林七贤”除了嵇康被杀外，其余六人全部出仕，司马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也正是在这一年，司马昭病死，其长子司马炎继任晋王。虽然曹魏得帝位于汉氏孤儿寡母之手，但曹操也是靠真刀真枪才打下了江山。曹魏王朝仅存在了四十五年，便再度发生了权臣欺凌孤儿寡母。这一年年底，司马炎逼魏帝曹奂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晋朝。
至此，经过司马懿三代人的努力，司马氏终于篡夺皇位成功。而这条路上，洒满了无数人的鲜血，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西晋统一图
于是，除了阮籍已死外，剩下的“竹林五贤”转身就由魏朝的旧臣变成了晋朝的新官。出仕的竹林名士们表现各不相同，有如阮籍遗落世事的，有如刘伶酣饮纵放的，有如阮咸仕不事事的，有如向秀潜心学问的，有如山涛安心做官的，也有如王戎一心捞财的。
刘伶天生爱喝酒，做官后喝得更加厉害。整日醉生梦死、狂放不羁，当然不会有什么政绩和作为。尤其刘伶在对策时，公然要求实施“无为”之策，这正是昔日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执政时改革政治的政策。结果可想而知，同僚都高升，只有刘伶被认为“无用”而罢官，他也由此成为“竹林七贤”中唯一一个最终没有做官却得以善终的名士。
阮咸在其叔阮籍死前就已经出仕，官任散骑侍郎。不过却不务正业，照旧发挥自己“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的特长，终日与亲朋好友们弦歌酣宴。甚至他喝酒时不用酒杯，而改用大瓮，有时候甚至跑到猪圈与猪同喝一盆酒。这种行为不但在一般人看来大失身份，而且有违儒家所提倡的君子“行而有耻”的修为。放达荒诞如此，就连他叔叔阮籍也觉得太过分了。阮籍之子阮浑成人后风气韵度似父，也想学阮咸过放任旷达的生活。阮籍阻止说：“阮咸已经这样做了，你就别再这样了。”
晋朝建立之初，有所谓礼法之士与玄学名士之争，礼法派以贾充为首，玄学名士以山涛、向秀、王戎为首。由于阮咸曾在音律上讥讽贾充礼法一派的重要成员荀勖，被认为是针对贾充一党。咸宁四年（278年），山涛以“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推举阮咸为吏部郎，再次与贾充发生了冲突。当时贾充推荐了自己的亲信陆亮，晋武帝司马炎站在了贾充一方，山涛便托病辞职，但司马炎没有批准。阮咸后来仕途顺利，一直做到始平太守。
向秀官至散骑常侍，却是“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完全是虚食俸禄，挂个官职领钱而已。昔日向秀与嵇康为友时，行为旷达不羁，常常酒酣起舞。而自从嵇康死后，他陷入了难以名状的孤独，这种孤独感甚至超越了他被迫出仕的苦闷。不过，恰好是孤独拥有唤醒刺激自我原创力的无穷力量，时常成为心灵家园中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经历了长时间的徘徊后，向秀最终大彻大悟，心境更趋淡泊宁静，开始全心注释《庄子》一书。
早在与嵇康、吕安同游竹林时，向秀便有心注释《庄子》。嵇康却不以为然，说注释《庄子》容易将本来的玄言妙旨注释得僵滞，不如不注。向秀注了部分后，嵇康才知道向注使《庄子》的玄理更加美妙，对向秀的才识大为叹服。吕安也叹服说：“庄周不死矣。”可惜的是，《秋水》《至乐》两篇还未注解完，向秀就去世了。当时向秀儿子还小，遗稿被另一名士郭象窃取。郭象自己注了《秋水》《至乐》两篇，再与向秀所注合在一起，以他自己的名义大行天下。后人谈到《庄子》注释时，总将郭象奉为大家，其实向秀功绩更为显著，时人称向注“妙析奇致，大畅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
“竹林七贤”联袂做竹林之游时，起初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道家出世主义，但这显然只是表面现象，山涛一直是倾向于儒家的入世主义。作为七贤中功业心最强的一个，名士之气不过是他的附庸物，“与时俛仰”“以度为胜”始终是他一生的处世哲学和为人之道。山涛也是七贤中真正积极做官的人，为朝廷选拔了不少有用之才，深得朝廷信任，在晋武帝司马炎写给大臣的诏书中，以给山涛数量最多。
太康元年（280年），晋大举攻打东吴，兵甲满江，旌旗遮天，吴帝孙皓投降，吴国灭亡。中国复归统一。次年，朝中六品秘书郎一职出现空缺，山涛推荐了嵇康之子嵇绍。此举震惊朝野，其背后的意义可想而知。晋武帝司马炎自鲜血中登上帝位后，开始大赦天下，为之前倒在司马氏屠刀下的一些名士恢复了名誉，其子孙也得到了善待，不过其中并不包括嵇康，毕竟嵇康被杀是司马昭亲自定罪，儿子怎么能翻父亲的铁案呢？出人意料的是，司马炎在山涛的推荐上更进一步，破格任命嵇绍为五品秘书丞。剩下的问题就是，山涛能说服嵇绍出仕杀父仇人的儿子吗？
嵇康被杀时，嵇绍年纪还小，嵇康却走得很放心，对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他没有将幼子托付给最为要好的朋友向秀，而是交代给了写公开信与其绝交的政敌山涛，这其中的意味，让人回味无穷——不仅仅因为山涛性格稳重，足以信赖，还因为他老道圆滑，无论在朝在野，都能应付得游刃有余。这一点，嵇康当然看出来了。
山涛既于嵇绍有抚孤之恩，自然了解他的性格，找到他后只说了一句话：“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嵇绍微一思索，便点头同意了。这一幕的出现，正说明嵇康在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时，不过是因为厌恶现实名教的虚伪，但他内心深处，依旧信奉着名教。嵇康著有《家诫》，尽是以儒家名教教子的内容。读着《家诫》长大的嵇绍，自然也深受着“忠孝仁义、温良恭谦”的熏陶，所以，他不会拒绝皇帝的征召，他只是需要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山涛已经替他找到了。
因为其中非凡的象征意义，嵇绍到洛阳上任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京师蜂拥出来围观。有人还特意跑去对王戎说：“昨天见了嵇绍，真是个美男子，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王戎长叹了一声，只说：“你还没见过他父亲呢。”
嵇绍后来因为保护司马炎之子晋惠帝被杀，他既没有遵守“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传统观点，又违背了“以直报怨”的社会理念，由此引来了后世激烈的信念之争。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一段话，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顾炎武的原义中，“国”是指一家一姓的朝廷，“天下”则是指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而他举山涛、嵇绍的例子，也是强烈谴责山涛不该推荐嵇绍，指责嵇绍不该出来做官。
山涛举荐嵇绍时，也许并没有考虑如顾炎武那般深刻，毕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相隔一千多年，但他肯定是出于善意的用心。山涛自己仕途相当顺利，一直是西晋重臣。难得的是，他虽然官至司徒，却依旧过着简朴贫困的生活，死后只留下十间旧茅屋，由此被誉为“年耆德茂，朝之硕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