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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在艺术上有傲人之处。不，那只是一种自负，甚至是不真实的。除了拼命地争体面之外，我妈妈没有他求。不过，她确实有艺术天才，尽管我从来没有见她画过一幅原创的画作。她的业余爱好是临摹古老的艺术原件，通常是从《女性专属画报》或《伦敦新闻画报》的残破书页中取下来的维多利亚时代场景。我现在也不认为有什么难的，可是她确实运用了一些技巧，很小心地让色彩与历史相符（这是她告诉我的），尽管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她是怎么确保做到的。我现在想来，她最接近幸福的时刻就是坐在餐桌旁的时候：眼前摆着一张报纸，画纸摊开在上面，旁边是颜料盒、两个果酱瓶，一盏台灯角度调试得正好，一丝光都没泄掉地照在图画上。我过去常常看着她忙活，看她灵巧地把细细的刷子蘸到水里，看她在调色板上搅动，调和蓝色、黄色和白色等各种颜色。餐桌足够大，就算不能放下我所有的作业，至少也可以让我用来看书或写周记。我那个时候喜欢扬起头审视她，用时很短，心中毫无怨愤。我喜欢看各种明亮的色彩在画纸上播洒，把微型图画单调的灰色变成充满生气的一幅幅场景：拥挤的火车站里，带帽子的女人们在送她们的男人上克里米亚战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穿着毛皮和撑裙的女人们正在为圣诞节装饰着教堂；维多利亚女王在护卫的护送下，在穿着衬架裙的孩子们的簇拥下，正在宣布世界博览会开幕；男人们蓄着胡子，身着颜色鲜亮的上衣，女孩子们胸部丰满，腰肢纤细，身着夹克，头戴草帽，身后的背景是爱西斯湖，早已弃之不用的大学游艇正在航行；教堂外面零零落落的礼拜者排起长龙，在治安官和他的女人的带领下正准备参加复活节敬拜，背景是春花灿烂的墓地。这些画面让我着迷，成了我的一种兴趣。或许正是小时候的这种痴迷引导着我成为一位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我现在研究19世纪——和我初次涉猎时一样——这段历史时期像是透过望远镜看到的世界，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让人不由痴迷于它的活力、它的道德严肃性、它的光辉灿烂以及它的腐败气息。
我母亲的爱好并非无所图求。她常常在当地教堂的牧师格林斯特里特的帮助下把画裱糊起来，而且两人定期一起去古玩店把画卖掉（我则很不情愿地跟着）。格林斯特里特先生手指灵巧，擅于糊画裱框。除此之外，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格林斯特里特先生在她的人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不离左右的我不在场的时候也许扮演过什么角色），正如我现在也无从知道母亲画那些画赚了多少钱一样。我现在还怀疑我参加学校组织的旅游，买板球球拍，以及毫无顾忌买的那些额外的书，所有这些开支都来自她的这笔额外收入。我也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参与其中：图画都是我找的。我常常在金斯顿的旧货店里翻找；放学回家的路上或星期六的时候，还会跑得更远，骑车15或者是20英里去一家旧货店，因为那里总能弄到最好的战利品。多数图画都很便宜，我都用零花钱买来。最好的那些图画都是偷来的：从精装书中撕下插图，手法很熟练，毫发无损，从书背上扯下图案，夹进我上学用的绘图纸里。我需要搞这些破坏，我觉得多数男孩子都需要干些无伤大雅的坏事。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我穿着校服，令人尊重，上的是文法学校，买的东西不多，在柜台付款时没有慌张过，也没有明显的不安表现，偶尔还从商店外面的杂书箱子里买上一本比较便宜的二手书。这种单独行动，这种风险，这种发现宝物的激动心情以及带着战利品归来时的欢欣鼓舞，都让我很享受。我母亲除了问我花了多少钱然后把钱补给我之外，很少问什么。就算是她怀疑有些画的价格要比我告诉她的高，她也从来没有问起过。不过我看得出她很高兴。我不爱她，可是我会为她去偷。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在餐桌旁，我认识到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人毫无愧疚地不去为爱而付出。
尽管我或许会欺骗自己，但是我知道，或者说我认为自己知道，自己恐惧对他人的生活或幸福负起责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于个人的缺点我一直都善于编造借口。我倾向于把这一切归罪于1983年。那一年我父亲终于没有战胜胃癌。我听到大人们是这样说的：“他没能战胜。”我现在知道那是一种战争，需要些许勇气，即便他无从选择。我父母努力不让我知道消息最坏的一面。“我们尽力不让孩子知道”是另一句我经常听到的话。这意味着，诸如父亲生病了，要接受专家诊治，要去医院做手术，很快就回来，又要回医院了之类都会告诉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告诉我。有时候这些也不告诉我，常常是我放学回家发现他不在了，妈妈焦躁地清扫着屋子，脸板得如岩石般。不让孩子知道意味着没有兄弟姐妹的我生活在一种不可预知的威逼之下，三个人不可逆转地朝着某种不可想象的灾难运行着，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了，也是因为我的过错。孩子们总倾向于相信大人的灾难是自己的错造成的。我妈妈从未向我提起过“癌症”这个词，除了不小心之外，从未说起过他的病。
“你父亲今天早上有点累。”
“你父亲今天要回到医院去。”
“把客厅里的课本拿开上楼去，医生要来了。他想和我谈谈。”
她说这些话时眼睛常常不看我，就像是父亲的病痛令人尴尬，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不适合给一个孩子说。也有可能这是一个更深的秘密，一个共享的痛苦，是他们婚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一切都理所当然，就像把我排斥在他们的婚床外一样。父亲的沉默在那个时候看像是一种拒绝，我现在想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意的。是他不愿我们因痛苦、疲惫和慢慢逝去的希望而疏离，不愿增加分离的痛苦吗？可是他对我没有那么喜爱。我不是一个让人容易喜爱的孩子。还有我们是怎样交流感情的呢？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所拥有的世界既不是活人的世界也不是死者的世界。他们总是给人一种陌生感，我见过父亲的样子，之后也见过其他人的样子。他们会坐起来，说话，听人说话，倾听，甚至还带着微笑，可是他们的魂魄已经飘离，我们根本无法进入他们幽暗的无人领域。
他死去的那一天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件事例外：我母亲当时坐在餐桌旁，终于流出了挫败和愤怒的泪水。当我不无笨拙和尴尬地试图用胳膊抱住她时，她哀号道：“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这么差？”这话在一个12岁的孩子听起来——现在似乎也一样——这种反应对于个人灾难来说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这影响到了我之后的童年时代对待母亲的态度。这当然是不公平的，是挑剔的，可是孩子们对待父母都是不公平的和挑剔的。
无论有意无意，父亲去世的那一天除了那一件事之外我什么都忘记了，可是我现在却能想起他下葬那天所有的细节：薄薄的细雨中，火葬场看起来像是一幅点彩画；我们在搭建的教堂里等待着，等前面的人火葬结束，然后列队进入，在那些刻板的松木靠背长凳上各就其位；我的新套装的气味；小教堂靠墙堆放的花圈；棺材很小——小到令人难以相信可以容下我父亲的身体。我母亲很焦虑，希望一切顺畅，可是她准男爵妹夫将会到场所带来的恐惧让这种焦虑有增无减。他没有来，正在上预备学校的罕也没有来。但是我的姨妈来了，穿得太过时髦，是唯一一位不是一身黑色的女性，未尝不好地给了我妈妈一个抱怨的理由。当时是在吃完丧宴上的烤肉之后，两姊妹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我第二年应该在乌尔谷过暑假。之后的过暑假模式就这样确定下来。
可是我对于那一天的主要记忆是那种压抑的毫不平静的气氛，以及聚焦到我身上的很强烈的不满情绪。友邻们一改惯常，都身着黑色。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了之后被他们反复说起的那句话：“西奥，你现在成了家里的男人。你妈妈就指望你了。”在那个时候我是不能说出我用将近四十年时间才发现的自己的真实想法的。我不想让任何人仰仗我去保护，去给予幸福，去给予爱，什么都不要仰仗我。
我现在很希望对父亲的记忆能更快乐些，希望对这个不可或缺的、可以把握住并使之成为我一部分的男人有一个清晰的影像，至少是有些印象；我现在很希望能说出甚至三个他具有的标志性品质。多年来现在第一次想起了他，说实话我想不起用什么词来形容他，甚至连温和、和蔼、聪明、充满爱心这些词都想不起来。或许这些品质他都有，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对于他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要死了。他的癌症来得不急也不仁慈——癌症什么时候仁慈过吗？——他撑了三年才去世。现在看来，似乎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被他死亡的眼神、声音和气味所笼罩。他就是他的癌症。那个时候我什么别的都看不到，现在依然如此。多年来，我对他的记忆（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是他的化身）有一种恐惧。在他死前的几个星期，他开一个锡罐时把左手食指割破，妈妈用线和纱布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结果伤口发炎，血水和脓液从鼓鼓的纱布中渗出来。他似乎并不在意；他用右手吃饭，左手放在饭桌上，轻轻地照护着，略显意外的样子，就像是手已经与他的身体分离开，跟他毫无关系一样。可是我的眼睛却挪不开，饿跟恶心打着架。在我看来，他的那只手是恐怖的、可憎的。或许我把对他不治之症的不可言说的恐惧都投射到他包扎起来的手指上了。在他去世后的好几个月里，我经常做着同样的噩梦，梦到他站在我的床尾，用流着血的黄色的残手——不是一个手指而是整个手掌——指着我。他从不说话；穿着他的条纹睡衣一眼不发地站着。他的眼神有时候是在祈求我无法给予的东西，更多时候是严厉的指责，就如他指着我的手势一样。好长时间里想起他时都是充满恐惧的，都是他流血和脓的样子。现在想来似乎这样对他不公平。现在作为成人，我尝试着用业余的心理知识去分析这种噩梦，结果同样令我不解。如果我是个女孩子情况会更好解释些。我尝试着去解释，当然也是尝试着去驱邪。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招术还真管用。在我碾死娜塔莉之后，他每个星期都会光顾，而现在他再也没来过。我很高兴他终于走了，带着他的痛苦、他的血水和脓液。可是我希望他给我留下一种截然不同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