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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有。住处、水和种植庄稼用的种子。”
“我当时还认为流放地有警察和管理人员。即便是在19世纪，罪犯被遣送到澳大利亚的时候，那里也有总督，有的开明，有的严厉，但都会对维持和平和秩序负起责任。殖民地并没有任由强壮者和最凶残的人摆布。”
菲利希亚说：“他们没有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不过我们现在面临的境况不同。你知道惩罚体制的逻辑。如果有人选择攻击、抢劫、恐吓、虐待和剥削他人的话，就让他们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想要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那么就给他们。如果他们身上还有美德的话，他们会合理组织起来，彼此和谐相处。如果没有的话，他们的社会就会陷入一片混乱，而这样的社会正是他们强加给其他人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他们。”
哈里特插话说：“刚才说到雇用管理者和监狱官员维持秩序，你去哪里找这样的人？你是来毛遂自荐的吗？如果你不愿意去，谁会愿意？人们已经无法承受更多的罪犯和犯罪行为。今天的他们没打算在恐惧中过日子。你出生于1971年，对吧？你肯定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女人们在自己的城市里也不敢在大街上走动，性犯罪和暴力犯罪增加，老人们自己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有的在自己家里被烧死，醉酒的小流氓破坏了城镇的宁静，小孩子和大孩子一样危险。如果不安昂贵的防盗铃和铁丝网的话，谁家的财产都不安全。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防止人们犯罪，也在监狱中用尽了各种治疗方法和各种所谓的训练手段。残忍和严厉根本不起作用，仁慈与宽大也一样。现在既然到了末日时代，人们对我们说‘适可而止吧’。牧师、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都没有找到答案。我们所保证的是免于恐惧、免于穷困和免于厌倦。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他自由都是无稽之谈。”
罕说：“不过，老制度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对吧？警察有很好的薪水。中产阶级从中获利不少。审查官、社会工作者、地方官员、法官以及法院工作人员，获利的各个行业都仰仗违法者存活。菲利希亚，你的这个行业做得尤其好，运用代价高昂的法律技巧给人们定罪，从而提供申诉的机会，让同事从推翻既有裁定中获得满足感。但现在，鼓励犯罪是我们负担不起的纵容，我们甚至无力给中产阶级的自由分子提供舒服的住处。不过，我认为罪犯流放地并不是你最后的一项要求。”
西奥说：“在对待旅居者方面也有人担心。我们把他们像农奴一样引进，把他们当作奴隶对待。为什么要有名额限定？如果他们愿意来，就让他们来。如果他们想离开，就让他们走。”
乌尔沃顿最初的两行骑兵已经画完，昂首阔步地排在纸的顶部。他抬起头说：“你不会在建议我们对移民不限制吧？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欧洲发生的事情吗？人们厌倦了不断涌入的人群。他们迁出国的自然优势不比我们差。这些人懦弱、懒惰、愚蠢，竟然允许自己接受几十年的不当管理；他们想要接管、获得数世纪以来通过智慧、勤劳和勇气赢来的利益，急于想成为这种文明的一部分，却事与愿违地贬低和破坏它。”
西奥心里不由得想：现在，他们连说话都一个样了。不过，无论是谁说话，说的都是罕的心声。于是说：“我们不是在谈论历史。我们并不缺乏资源，不缺乏工作，不缺乏住房。世界正在消亡，人口正在减少，限制移民可说不上是宽宏大量的政策。”
罕说：“限制人口从来都不是宽宏大量的做法。宽宏大量是个人的美德，不是政府的美德。在别人的钱、别人的安全和未来上政府才会宽宏大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