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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记叙的事情已经过去好些年了，但我却要以时新的手法来讲这个故事，亦即在讲述时让我的思绪像一束光，沿着当时时间进展的顺序前进。其间，往事得以明亮地呈现，前景仍处于未知的黑暗。换言之，我将以过去的我，为着讲一个故事的简单目的，完全以当时的理解来讲述当时发生的事情，而那个时候在很多方面都与我们今天大相径庭。比如： 我写“我现在五十八岁”，即是我当时五十八岁。我将按照我当时的判断来衡量人们，虽然这些判断是不充分，甚至也许是不公正的，但绝不是日后在智慧的启迪下才形成的看法。不过，那智慧，即我确信是真知灼见的东西，却是会出现在故事里，并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一定会给这个故事“增光添彩”的。艺术品之善与其创造者的善相等，它不会增多一分，同样亦不会减少一厘。美德有其为他人所不知晓的名字，那就是难以破解的神秘。凡是有价值的事物都是神秘的。我后来过的日子单调乏味又管束甚严，对个中体验我既不打算加以描述，也无意列举一二。我希望自己现在是比当时更聪明，更有同情心——当然也更幸福了。而且，我也希望照耀在愚人身上的智慧之光，连同愚人的行为，能够揭示出真理朴实无华的概貌。
我已经暗示了这篇“报道”是一件艺术品，当然，我并不因此就说它是幻想之作。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荒谬的，都着眼于朴素简单的东西。但是，好的艺术却能道出真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真理，可能也是唯一的真理。在本书中我尽了一切努力来创造巧妙的艺术和艺术性的巧妙，而且，我尽力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讲述真理，这真理不仅关系到这场戏剧的表面部分和“动人”的方面，还关系到内在的更为深刻的东西。
我很清楚，人们给他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种经过了完全加工、与自己本来面目不相符合的印象。真正展示人们自己的是他们长期的一贯的行动，而绝非任何自我描述的言辞。艺术家尤其是这样，尽管他们自以为隐藏了很多自我，殊不知他们已经清晰地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了。在这篇故事中，我就是这样，虽然也有那么一点本能想去隐藏自我，但在写作中又不得不把自己清楚地展现出来。然而尽管有上面这些劝人谨慎的说明，我现在仍想作一番尝试，大概描述一下自己。正如我先前说的，我现在要用数年前的那个“我”的人格面貌，用那个在下述故事中常常不甚光彩的“主人公”的口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现年五十八岁，是一个作家。“作家”的确是对我最好的概括，既简单又精确。要说我还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业余哲学家、一个研究人类事务的学者，也不为过，因为这些身份是要成为像我这样的作家的人必须具备的。我自始至终是一个求索者。而我的追求，其表现形式就是力求讲述真理，正如我刚才说的那些。我希望并且相信，对此我是保持了我天生的真诚。这就意味着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从来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因为我从不牺牲真理去取悦于人。很久以来，我就受到不能倾诉自我的生活的痛苦折磨。可以下达给任何艺术家的最有效、最神圣的命令就是等待。艺术有它自己的殉道者，至少包括那些保持沉默的人。不揣冒昧地说，有些艺术圣人宁愿默默地等候一生，也不愿用那些不完全正确、不很美丽，即不真实的东西去玷污哪怕是一页纸的纯洁。
众所周知，我发表的东西很少。这里我说的“众所周知”是源于我在艺术边缘上的冒险活动在公众中享有的声誉。我的名字为大家所熟悉，并不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我赢得的读者不多，而且毫无疑问，也将只能赢得富有洞察力的少数读者。下面这篇戏剧性的故事，虽然和我其他作品迥然不同，却可能成为我唯一畅销的作品。这是我一生中的悖论，我并没有停下来，冥思苦想研究个中的荒谬性。本书中有构成戏剧雏形的要素，也有市井小民喜闻乐见的奇闻故事。实际上，这正是本人使其成为“头版新闻”的功劳。
我不打算介绍自己发表过的作品，虽然恐怕还没人读过它们，但在上文中我已约略提到，关于它们的议论是颇多的。二十五岁时，我发表了一部较为成熟的小说；四十岁时，发表了另一部小说，或称为准小说之类的东西。我还出版了一本“文章”或“研究论文”的集子，书的篇幅不大，为确切起见我不愿称其为哲学著作（也许可称为“笔谈”吧）。我还没有来得及成为一个哲学家，于此，本人还多少有点遗憾呢。好在只有故事的魔法是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人的理解域是很狭窄的，这正是艺术比哲学更能教育人之所在。创造蕴含着某种绝望。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一清二楚的。在艺术领域，正如在道义方面，伟大的事物转瞬即逝，因为我们在关键的时刻总要眨眼睛。何为关键时刻？那就是在我们意识到事物的伟大，并且能把握它、拓展它的时候。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使梦想成真”和“万事皆休，悔之晚矣”，这两者之间的空间太小，小到几乎无法挤进去。于是，凡事我们都听之任之，痴想着反正这样的事情会再度发生，机不会失，时亦再来。如此，艺术品乃至整个人生，就被这一眨眼的偷懒和一瞬间的消逝给毁掉了。我发现自己常常有故事的构思，但是当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出细节时，它们就似乎已经变得不值得我去写，好像我已经“写过”它们似的。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很糟糕，而是因为它们已经属于过去，我便失去了兴趣。对我来说，我的想法总是很快就失去了新意。有的是因为我下笔匆匆而被糟蹋掉；有的则是因为考虑太多以致过犹不及，还没开始写便结束了。瞬息之间，宏图大志就会从模糊的没有实现的梦想变成无法挽救的古老的历史，整部整部的小说就仅见书名了。从这个废墟中产生的三个单薄的作品似乎成了支撑“作家”这一神圣称号的可怜巴巴的基础。但是，实际上（我倒有点想说‘当然’），我在这方面对自己的信心、我对这命运甚至厄运之绝然性的认识，从没有减弱或动摇过。我“等待”过，虽然并不总是很耐心，但至少近几年我的自信心是与日俱增的。我已经感觉到一个巨大的成功就悄无声息地藏在未来的面纱后面，让那些坚持不懈的人笑一笑吧。如果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个关于我的小故事就是我命运之所求，就是随我所有期待而来的桂冠，我会不会感觉自己受了蒙骗？当然不会，因为我是在与剥夺人们权利的黑暗现实作斗争。没有人可以行使上帝的权利，一个人所能做的是等待、努力、再等待。凡是一直被大家弄错和曲解的东西，如果要真实地对它们加以叙述，只需有一般的动机来做好下面这件事： 去讲一个迄今为止一直秘不示人的奇迹。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因此这个故事就采取了艺术的表达形式。但愿它不辜负我写它的良苦用心。
我还要就我本人再说几句。我的父母开了一个店铺。这个店尽管不如弗朗西斯·马娄想象的那么重要，而且肯定也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毕竟是比较重要的。我在所有的“演员”中首先提起弗朗西斯，并不是因为他最重要；弗朗西斯一点也不重要，而且和小说情节的发展也没有很紧密的联系。我不无遗憾地认为，弗朗西斯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种人，他在故事中仅是一个配角，一个伴奏者。可怜的弗朗西斯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事情的中心人物，但他可以充当任何一辆马车的一个优质的备用轮。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把他塑造成了故事的吉祥人物。其部分原因是，从一个纯粹的习惯性意义上说，他拉开了故事的序幕。也就是说，要是那一天他没有……那么我也可能永远不会……还有另外一个悖论。人类必须不断地思考巧合的荒谬性，这个问题比死亡更具有启示意义。我给弗朗西斯一个特殊角色的原因是，在小说的主要人物中，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相信我不是撒谎者的人。我要感谢你，弗朗西斯·马娄，如果你还在人间的话，你肯定会有机会读到这些话的。后来，另一个人相信了我，此举已经证明是极为宝贵的。但是，在当时你是唯一一个明了事实并善解人意的人。自那悲剧发生以来，时光荏冉，岁月流逝。跨过这段漫长的时光，我向你致敬，弗朗西斯。
我父母在克罗伊登市中心开了一家店铺——一家书报店。店里出售一些日报、杂志、信纸以及其他东西，还有可怕的“礼物”。我和妹妹普丽西娜就生活在这个店里。实际上，我们经常在那儿喝茶，我现在还能“记起”睡在柜台下面的情景。不过这个小店就是我们童年时代的家，我们童年时代神秘的领地。一些幸运的孩子有花园、草坪作为童年嬉戏的场所，而我们则有这个店铺： 它的抽屉，它的书架，它的气味，它的不计其数空空如也的卡片箱，以及它特有的灰土尘垢。它是一个简陋的生意冷清的铺子，我们的父母也是很寒酸的不成功的商人。他俩都是在我二十多岁时去世的，我父亲先走一步，我母亲不久也跟着去了。但是她活着看到了我第一本书的出版，而且很为我感到自豪。虽然我的母亲让我感到恼怒和羞愧，但是我仍然爱她。（请安静，弗朗西斯·马娄。）我很不喜欢我的父亲，或者说我已经忘记了对他的爱。一个人是可能忘却爱的，你将会知道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店铺的事我就说这么多好了。不过，我还常常梦到它，至少一周一次。有一次我向弗朗西斯·马娄提到这件事，他认为其中颇有深意。不过，弗朗西斯属于那种可怜的半吊子理论家，偏好对事物进行种种笼统的、平面化的、“有象征性”的解释，却不愿去承受面对一个独特的人类故事时所产生的恐怖。弗朗西斯想要对我作一番“剖析”。在我走红时，有其他许多聪明得多的家伙也对此跃跃欲试。但是，人是无限复杂的，复杂得令这一类的解读难以说清。我说“无限的”（或者我应该说“几乎是无限的”？唉，我不是哲学家）是指在这些分析家可能梦想到的东西之外，不但有更多的细节，而且还有更多的具有不同关联的种种细节。你尽可以尝试用一纸图表来“解释”某一个米开朗琪罗，可是，能够做出解释的只有艺术，而艺术却不能自己解释自己。人类是为艺术而被创造出来的，同样，艺术也是为人类而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这两者的纽带断掉了，那我们人类的生命也就枯竭了。只有这个类比才站得住脚，也只有这面镜子才照得出公正的映象。当然，我们有“无意识的心智”，这也是我书中所讲的部分内容。但是，关于这个迷失之地的一览表是没有的，当然也没有一张“科学”的图表。
这出戏剧把我的生活推向一个意义重大的高潮。在它开幕之前，我的生活一直是很平静的，有人甚至可以称之为乏味。实际上，要是某人能够使用相当漂亮相当强烈而又几乎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词语来加以形容的话，那么我的生活就是超级单调、极端枯燥的。正如我将要说到的，我结了婚，然后又离了婚，没有孩子。我患有间歇性的胃病和失眠症，通常都过着独居的日子。在我有妻室之前和之后，我也有过其他女人，在此我不愿提及她们的情况，因为她们于小说而言无足轻重毫不相干。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正在变老的唐璜，而我所征服的大部分女子都属于梦幻世界。我希望以后在我年迈而无法去征服女人时，我已经写下了一本日记。因为一个人要彻底忘记什么东西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日记将成为某种几乎可以保值的纪念品。我常常想，一本记录内心反省的“风月高手日记”对我来说也许是一种理想的文学形式。但是，日子却一天天地在健忘中过去，而我在这些日子中原本可以写成这本日记的。关于女人就说这么多。总的来说，我还是一直很开心的，虽然是孤身一人，但并不是不喜欢交际；虽然有时候不幸福，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很快乐的。（开心和快乐并非是互不相容的两码事。）我几乎没有亲密的朋友。（我想我是不能和女人成为“朋友”的。）这本书实际上讲的是“亲密”友谊的故事。我在办公室工作期间，结交了一些算不上亲密，但也是很好的朋友（你可以称他们为“相识”。）我不想讲我在办公室工作的那段日子，也不想讲那些朋友。这并不是我忘恩负义，在一定程度上而是由于审美的原因。因为他们并不是小说的人物，而且出于敏感，他们可能不再希望与我有什么联系。在这些“老相识”中，我只提一下哈特伯恩，因为他似乎是在我感到枯燥无聊的日子里经常来看望我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代表。有了他，我才能更好地塑造其他人；也因为他最后确实带着诚挚友好的心愿，错误地把自己与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应该指出的是，“办公室”指的是内陆税务办公室，我的行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就是做一个税务稽查员。
但是，我不打算描述自己的“税务官”生活。由于某种我不能完全理解的原因，“税务官”这个职业就和“牙医”这个职业一样，似乎是一种笑料。但我怀疑，它们所引起的笑声是令人不安的。税务官和牙医都是唤起人们生活中更深的恐惧的头等形象： 我们必须为自己的享乐付出代价，也许是毁灭性的代价；我们的娱乐场所是借来的，而不是白给的；我们最不可替代的器官当它们还在生长时甚至就坏掉了。从直接感受上说，有什么比所得税或牙痛更能令人痛苦不堪的呢？毫无疑问，这说明了为什么当一个人承认自己从事或此或彼这两种职业时，常常会遭到私下的、对抗性的敌对嘲笑。但是，我过去常常想，除了像弗朗西斯·马娄这样的傻子以外，没有人真正相信税务稽查员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害人目的而选择他们的职业的。我认为每个人都比我残暴，因为我是那么温顺，温顺得让我那受人尊敬的默不作声埋头工作的态度也被用作反对我的证据了。
故事开始时——我不再拖延它的开始了——我已经从税务办公室提前退休了。我之所以要当税务稽查员，是迫于生计，我知道自己不能靠写作来谋生。当我最终攒足了钱，确信自己有了一笔微薄的年金之后，就退休了。如我所说，直到最近，我都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 风平浪静，没有戏剧性事件发生，但仍在追求不败人生的目标。我盼望自由。有了自由，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付诸笔耕生涯了。为获得这份自由，我受了不少折磨。不过在另一方面，即使在我不自由的几年里，我也在想方设法写作。除了偶尔的不满，再无怨悔。我不会像一些失意的作家那样，把自己写作的贫乏归结为没有时间。总之，我一直是幸运的，我要说即使现在也是如此。尤其是此刻我更要这么说。
辞职引起的震惊是我始料未及的。哈特伯恩就这么警告过我，但我不相信。也许我以前没意识到，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家伙。同样没意识到的是，由于不可宽恕的愚蠢，我认为有了自由就有了灵感，可自己的天分在辞职后竟然彻底消失了。在此前的岁月中，我的写作状态是稳定的。从容不迫地写下来，又从容不迫地撕掉。我不说到底撕了多少页，反正数目巨大。其间既有自豪，也有伤心。有时，我感觉自己已走到了（用一个可怕的字眼）穷途末路的地步，但是我从没丧失信心，我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在希望、信念和绝对奉献精神的驱使下，我继续向前跋涉，一天天变老，形只影单地生活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不过至少我发现自己总还是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的。
但是，当我辞去了税务办公室的工作，能够每天早上坐在家中的书桌前任凭思绪尽情驰骋时，我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思想了。我还得极其痛苦地耐心忍受这种状态。我等待着，试着建立起一个新的日常工作惯例： 竟日不变地写下去，有价值的东西就会从中出现。我在等待，也在聆听。我很快就要以较长篇幅谈到，我住在伦敦一个嘈杂的地方，一个曾经很体面、现在很破败的地方。我认为，我让自己随着邻居们一起开始了远离文雅和修养的神圣漫游之旅。以前从不令我心烦意乱的噪音现在开始折磨我了。平生第一次，我迫切地想要安静。
当然，也可以幽默而不无讽刺地指出，我在某种意义上始终是崇拜沉默的信徒。阿诺尔德·巴芬就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并且还边说边笑，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四十年不懈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所写出的三本薄薄小书，绝然不是喋喋不休的空话。的确，如果说我懂得何以为贵的话，那就是说，我懂得保持沉默直至恰当时刻来临是多么重要，哪怕这样做意味着要默默无言地度过一生。写作好比结婚，一个人不等到惊异于自己婚姻的幸运时，就不应该承诺责任。任何时候，我都很讨厌没有节制的信口开河。和流行的想法相反，我认为否定比肯定更有力量，并且是它的主人，而我现在需要的是保持文学上的沉默。
所以，我决定暂时离开伦敦，而同时开始感到我离自己内心深藏不露的珍宝更近了。决定一旦作出，我便又恢复了信心，并感到自己有潜力去做一个真正优雅的艺术家。我决定在海边租一个小屋过夏天。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享有大海。从来没有和大海一块儿生活过，也从来没有在一个只有涛声的孤寂之地住过，这涛声不是声音而是安静本身的低语。话说到这里，我还必须提及一个并非完全基于理性的想法，这个想法形成已久却多少还有点模糊，那就是： 在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之前，我必须经受某些“痛苦磨难”。过去我等待着磨难的降临，可全是徒劳，甚至整个战争（我从没穿过军服）都未能搅乱我的生活。我似乎是命中注定该在平静闲淡中度日的。这次离开伦敦外出度夏是给我自己的礼物，它要还是场磨难的话，甚至可以说就是第二个礼物了！它可以成为衡量磨难的尺度，也可以检验我说到过的那种温顺的胆怯。当然，对像我这样传统、神经质，拘谨而墨守成规的男人来说，这样的旅行完全有理由被看作是冒险，是一次不可预测的大胆之举。抑或也可以这样想，我是不是凭直觉感知到美妙而可怕的东西终于真的已经逼近，就在那未来之幕布后面摇晃着出现了？我寻觅的目光被一张广告吸引住了，上面写着： 海边小屋，低价出租，小屋名叫帕塔拉<a id="w1" href="#m1"><sup>[1]</sup></a>。我作了必要的安排正要动身，这时弗朗西斯·马娄这个命运的使者来敲我的门了。最后，我终于到了帕塔拉，但是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
现在来读这篇前言，我发现它远远没有表达出我的想法。也许除了天才，没有人能够娴熟地驾驭语言。虽然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但与其说我是审美家，还不如说是一个清教徒。我知道人类的生活是可怕的，它完全不像艺术。我不信仰宗教，只相信自己生存在世的责任。传统的宗教全是梦幻之物。一个可怕的、恐怖的世界总是近在咫尺。任何人，甚至伟人，也可能在瞬间被击败而无立足之地。任何否定这一切的理论都是谎言。至于我自己，我没有任何理论。真正的政治不外乎是为自由而流干的眼泪和无休无止的斗争。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也就没有真理。我尊敬伟大的艺术家和那些敢于向暴君说不的人。
现在还剩献词没写了。当然，本书是写给某人的，这里我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不是为了炫耀才华，而是为了尽一份职责，我真心地谨以此书献给你们——我亲爱的朋友、同学和老师，你们曾给予本书无数的鼓励，并使它能够出版。只有你们才知道这份感激有多么深厚。书中难免会有诸多错误之处，还望见谅，正如你们总是带着理解和同情去宽容它的有着同样多缺点的作者一样。
布拉德利·皮尔逊
下面就请读布拉德利·皮尔逊的故事。故事叫做：
<a id="m1" href="#w1">[1]</a> Patara，实为土耳其西南地中海滨一古城，被认为是圣诞老人的出生地，在希腊神话中也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出生地，今为旅游胜地。作者在书中取其寓意而用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