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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以为，只要有了文学艺术的实践便可以迅速地一通百通。其实，这种观点是人们对艺术这东西知之甚少的表现。人们熟知的世界与另一些他们未知的世界相距仅有咫尺之遥。当人们为情势所迫，仓促间从一个世界被推入另一个世界，大自然通常以湮没一切的遗忘来使其恢复原来的状态。但是倘若人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试图用文字构筑沟通的桥梁或开拓新的前景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的表达能力或联想能力是多么贫弱。艺术原是心血投入的存储，而伴随所有严肃艺术的痛苦便是那投入时的感觉。大多数艺术家之所以仅仅是自己小天地里的二流诗人，因为他们只有一种嗓音，只能唱一种歌。
可以说，我在几个小时内就让人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新的，或者对我自己来说是新的形象。当然，这指的并不是报纸上杜撰的那个可怜怪物，而是法庭上的可怜虫。曾有一段时间，因为报界的渲染，我成了英格兰家喻户晓的、最不受欢迎的人物。文章报道有《嫉妒让作家杀死自己的朋友》、《对成功的怨恨导致作家们争吵不休》等等。对凡此种种庸俗无聊的说三道四，我不予理睬，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有意把它们看成一些更长、更具意味的阴影。这好比走过一块玻璃，发现里面的自己竟成了戈雅①的一幅画。我变得面目全非，看起来老态龙钟、奇形怪状，还长着鹰钩鼻子。一家报纸曾把我说成是“一个失败的、痛苦的老人”。这样一来，连我也几乎认不出自己的照片来了。但我却不得不按照大家为我塑造好了的这个新形象生活，它完全是“砰”地一下猛然加在我身上的，像是戈雅笔下那个可怕的驴头。
最初的日子陷入一种混乱、误解和猜忌中。我难以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更难以把它想个明白。然而，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打算把它作为一个故事讲得更多。至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一会儿再谈。<a id="w1" href="#m1"><sup>[1]</sup></a>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经常改变主意。我说过不同的话，一会儿实话实说，一会儿胡编瞎扯，以致到最后我整个儿崩溃了。我也试过不同的态度，要么显得无动于衷，要么说话转弯抹角，要么做得卑鄙下贱。可这些在法庭上一点儿都不管用。蕾切尔穿着黑色的衣服，在审判时显得楚楚可怜。人人都很同情她，都听信她的陈词。法官大人耸肩的方式很特别，笑容也与众不同，十分威严。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完全不像是蓄意策划好了的。但事后我才意识到，警察们很可能想当然地认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向蕾切尔暗示，告诉她他们想象中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蕾切尔呢，在审判开始时，尽管她的陈词语无伦次，但也试图做到诚实。然而，事情本身太离奇了。人们很快找到了那把火钳，那上面蕾切尔的指纹已经抹掉却胡乱地印有我的指纹。这一下，整件事情就水落石出了。蕾切尔的反应便只是尖叫。我呢，则像任何男人都可能的那样，表现出一副有罪的样子。也许，有时候我差不多就相信自己是杀人凶手，就好像蕾切尔有时也不相信自己杀过人一样。
我打算写下“我不责怪她”的字眼，但这可能会起误导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我的确也不想责怪她。不过，无论是杀人还是撒谎，蕾切尔的所作所为都是邪恶的，令人毛骨悚然，但我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我欠她的。我有责任去了解蕾切尔所做的一切，去关注事件的过程并尝试着去理解。“地狱之火不如被轻视的女人心中的怒火。”一方面，蕾切尔的愤怒让我感到她对我的重视，另一方面，这愤怒里确实有某种几乎是令人钦佩的东西，一种伟大的精神，或一个伟大的心愿什么的，因为我并不认为蕾切尔的所作所为仅仅出于自卫这样一个区区愿望。蕾切尔在审判时和那之后的感觉如何呢？也许她认为我总会有办法脱身的？或者只是因为一些模糊的自我保护意识让她慢慢地进入了她最后那可怕的角色的。
这件事甚至可以说做得完美无缺。蕾切尔巧妙地报复了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有些女人是决不宽恕人的，“在最后关头，我也不会给他丝毫的帮助。即使在他垂死挣扎时，我也绝不会伸出一根指头来救他的命。”克丽斯蒂安和阿诺尔德在法国时住在一起，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但毫无疑问，蕾切尔产生抡起火钳一击的念头比那件事早多了。还在故事开始之初，我就觉察到她的这个想法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过这几乎算不上什么令人惊讶的事。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蕾切尔对我的强烈感情。她一定是因为爱之切，才会恨之深，我以前只是根本不曾觉察罢了。为了能够毁掉我，蕾切尔势必极为小心谨慎，以便从头到尾撒一个弥天大谎。对此，我理应很感动，乃至对她充满敬畏之情。也许后来就是这样吧。但确切地说，我并不“责怪”她，虽然也说不上“宽恕”她。我不敢肯定“宽恕”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斩断了我俩之间的一切是非恩怨，不再追究她对我所做的一切。况且，我不觉得我俩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而且客观地说，我甚至希望她一切都好。宽恕，常被看作是一种激情，其实不是，倒不如说它是激情的终结。所以，也许我确实原谅她了。在这儿，用什么字眼都无关紧要，何况她曾是一台帮了我大忙的机器呢。
我确实起诉过蕾切尔好几次，但随后我又把那些指控撤销了。要知道，牺牲别人的性命来保全自己，即使你有公正合理的理由，也绝非一件轻松的事情。的确，这件事很难说清楚，我常常觉得自己快要被罪恶感逼疯了，它让我认为我的一生就是一个罪恶。任何人一旦被推上被告席，都会觉得自己有罪。我被我的罪恶所席卷，在它的肮脏和污秽中翻滚。有些报纸说我似乎对自己所受的审判乐此不疲，事实并非如此。不过，这虽然说不上是一种享受，但我确实充分地用心去体验了这一切。我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英国此时已经废除了死刑。我原本不是一个能够镇定自若面对刽子手的人。我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在这日益强烈而又清晰的新意识里，黯淡的监禁生活前景，相对说没让我费神思考（事实上，要事先设想漫漫无期的监禁生活到底怎么样，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人们强行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我倒很想去体验一番。最终，我被传讯出庭，接受一场规模罕见的大审判，名牌上赫然标着我的大名。这可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我一辈子从未如此清醒机警，如此充满活力。而且，我的意识也为之一变，我从这种新意识的高度回首往事，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一个并非完美且心怀怨恨的懦夫。
我的律师希望我认罪。如果这样，可以想见，我杀人的罪名便理所当然地成立了。（也许蕾切尔希望如此。）我坚持自己无罪，但也拒绝提供任何有关我自己或有关这件事的清楚证词。事实上，我曾在法庭上讲过一定程度的实情，但因为我当时的搪塞之词和谎言太多，以至于使人们忽略了它的可信度。（况且，我讲的实话招致人们厌恶的嘘声，法庭不得不要求公众席保持肃静。）我不能指控自己，这是我的决定，但也决不指控其他任何人。这种立场，从讲述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的角度来看，是行不通的。不管怎样，在审判开始之前，所有的人，包括法官、陪审团律师，以及我自己的辩护律师，还有记者和公众，都已经对这个案子作出了自己的判定，于我不利的事实铁证如山。庭上出示了我写给阿诺尔德的恐吓信，里面我明确地提到了钝器，而有人把这最该死的部分用毛骨悚然的语调朗读了出来。然而我认为，给陪审团印象最为深刻的却是我撕毁了阿诺尔德所有的书。书的碎片全部用茶叶箱装着带到了法庭上。这下我完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