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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伯恩和弗朗西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我鼎力相助。在与我的律师讨论之后，哈特伯恩得出了我是疯子的结论。（“那只公鸡不会打架，老兄！”我冲着法庭对面的他嚷道。）哈特伯恩证明这个观点的证据，毫无说服力。从他的话来看，我似乎经常取消约会；（“这么说，我们也都疯了？”原告律师问道。）我曾把专门为我开的晚会忘得精光；我喜怒无常，脾气古怪，而且常常心不在焉；我还爱把自己想象成一名作家。（“但他确确实实是一位作家呀！”原告律师说，我为此鼓掌。）这位“疯狂说”的辩士还极力以我妹妹去世时我的反应十分平静作为例证，谁知后来这反被原告方利用，成为指控我冷酷无情的证据。其陈词中的亮点和支撑的理由是，我在一时的神经错乱中杀死了阿诺尔德，之后却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假如我表现得心神不定，并经常狠揪脑袋的话，这个观点也许还值得考虑。事实上，我看起来虽然惯于撒谎，但绝对不像一个疯子。我镇定自若，口齿伶俐地否认了我神经有毛病。法官大人及陪审团都同意我的观点。这下子哈特伯恩相信我是有罪的了。
只有弗朗西斯相信，我是清白无辜的。然而，他却是一点忙也帮不上。他从头到尾大喊大叫，不但弄砸了他的证言，还给陪审团留下很糟的印象。作为一个“品德信誉见证人”，弗朗西斯的确算不上能言善辩，原告也公开嘲笑他。他急于为我辩护，编造了许多幼稚的、一戳即破的谎言，最后竟成了包括我在内的众人取笑的滑稽小丑。连法官大人也不断讽刺挖苦他。至少可以说，蕾切尔给我打电话时，弗朗西斯不在场，对我是一件不幸的事。意识到这一点后，弗朗西斯很快便说他当时确实和我呆在一起，但又完全不能描述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不能回答原告提出的最简单的质疑。显然，陪审团认定弗朗西斯是我“收买的证人”，是我设法让他这样说的。原告方很快就让弗朗西斯陷入了死胡同。
“那你为什么不陪被告一起去伊灵呢？”
“我得去买到威尼斯的机票。”
“到威尼斯？”
“是的，我们打算一块儿去威尼斯。”（一阵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