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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廷见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就站起身来和伦纳德握手道别。
这天下午的早些时候把伦纳德从滕珀尔霍夫机场送来的那个陆军驾驶员，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停车场里等他。那儿离伦纳德住的地方很近，只要开几分钟车就可以到达。那个下士司机打开了小小的土黄色车子后面的行李厢盖子。可是他却似乎认为，把那些箱子从里面取出来，可不是一件该由他来干的活。
梧桐林荫道二十六号是一幢现代化的建筑，门厅里有电梯可供住户乘坐。他的那套房间在三楼——两间卧室，一间很大的起居室，一间厨房兼饭厅，和一间浴室。伦纳德在家里还和他的父母同住在伦敦的托特纳姆区，每天乘火车去道里斯山上班。现在他把新寓所里的电灯全都旋亮，在每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到处巡视。他见到了形形色色的新玩意儿。有一台很大的装有乳白色按钮开关的收音机，咖啡套桌上摆着一部电话。它旁边是一张柏林市街道图。房间里布置的是军用家具——三件一套的规格，污迹斑驳、式样花哨；饰有皮制流苏的坐垫凳，一座并不那么垂直的标准型号落地灯，还有，就在起居室里最远的那堵墙的旁边，有一张只有抽屉的、弓着腿的写字台。他在两个卧室里挑选一间做自己的寝室时，慢条斯理的，可把这个难得的权利尽情享受了一番。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把衣物都安放妥贴。这可是他自个儿住的地方。他没有想到，这个变化会使他觉得如此兴致勃勃，兴味无穷。他把他带来的那些最好的、次好的和日常穿的那几套灰色西装一一挂在壁橱的衣柜里——你只要把它轻轻地这么一碰，衣柜上的门就会“咝溜”一声开启。他在写字台上摆下了他的那只柚木镶边的镀银烟盒——盒盖刻有他那姓名的缩写——那是他的爸妈为了他这次远行而送给他的一件纪念品。他在烟盒旁边搁下了那只室内用的笨重的打火机——样子活像属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只古瓮。
直到他把每一件东西都安置得使他自己感到满意以后，他这才在位于落地灯下面的一张安乐椅里坐下来，然后撕开了那只信封。他看后深为失望，信封里只有一张从备忘录里撕下来的纸片。上面没有地址，只有一个名字——鲍勃·葛拉斯——还有柏林的一个电话号码。他刚才打算把那张街道图铺在饭桌上，以便寻找任何地址的确切位置，计划一下他到那地方去的途径。可现在他得从一个陌生人那里接受指示了——一个陌生的美国佬。他还非得使用电话不可。尽管他干的是这一行，可他对电话这玩意向来很不放心。他的父母没有装电话，他的朋友里面也没有一个装电话的，而且他在工作的时候也不大需要打电话。他把那张纸片平放在膝头上，不让它掉下去，接着就小心翼翼地拨起电话号码来。他知道他要想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像个什么样子——语气轻松，态度从容，显得胸有成竹：我是伦纳德·马汉姆。我想你在等我的电话吧。
听筒里立即传来了一个严厉而干脆的声音：“葛拉斯！”
糟了。伦纳德原来打算装出来的那份矜持，这下立刻化为乌有。他一开口就成了他在和美国人交谈时尽力想要避免而未能的那种颤颤悠悠的英语。“啊，是的，真对不起，我……”
“你是马汉姆？”
“事实上，是的。我是伦纳德·马汉姆。我想你一直在……”
“把这地址写下来。诺伦道夫街十号，就在诺伦道夫广场附近。明天上午八点到那儿去。”
正当伦纳德用他最最友好的声音开始复述那个地址的时候，对方就“啪”地一声把电话挂断了。他觉得自己好傻，他独个儿红起脸来。他在墙上的一面镜子里瞥见了自己的形象，不由得走上前去。他的眼镜给他身上蒸发出来的油腻熏得带点黄色——至少，这是他的说法。它高踞在他的鼻梁上，显得滑稽可笑。他把眼镜取了下来，他的脸上就似乎少了点儿什么。他的鼻翼两侧有两个红色条纹的印迹，凹痕深入到骨骼组织。他不该戴眼镜。他真正想要看的东西多半离他不会太远——一张电路图，电子管里的细丝，以及一张脸孔——一个姑娘的脸孔。他那温顺、平静一下子荡然无存。他又开始在他的这个新的领地里蹀躞起来——被一阵阵难以驾驭的遐想驱赶得停不下脚步来。最后，他总算强自克制，在餐桌旁边安静下来，以便写一封给他爸妈的信件。这类文案工作使他颇费心思，他每写一句，总得在开始时屏息凝神，直到这一句写完，他才张大嘴巴呼一口大气。“亲爱的妈妈和爸爸，到这里来的旅途颇为沉闷。可是至少未出任何差错！今天下午四点我抵达此地。我有一间相当不错的公寓，内含两间卧室和一部电话。我虽然还没有遇见将和我一起共事的那些人，可是我想我在柏林会生活得很好的。天在下雨，风大得吓人。看上去这座城市毁坏得相当厉害——即使在天黑的时候，它看上去也是如此。我还没有机会对人家试试我的德语……”
不久他觉得饥肠辘辘，再加上好奇心切，就忍不住跑到街上去走走。他事先在地图上记住了一条路，所以一直朝东向总理广场走去。在欧洲战争胜利结束的那一年，伦纳德才十四岁，可是那时他也已经大得足以在他的头脑里装满了战斗机、军舰、坦克和大炮的名称和威力了。他在地图上追踪着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进展，直到它向东推进，横穿过欧洲大陆；还有比这更早的向北穿过意大利的战斗。现在他才开始忘怀每一个重要战役的名称。对一个英国青年来说，当他第一次来到德国的时候，他不能不想到它是一个战败国，也不能不由于自己的国家战胜而感到自豪。在战争期间，他和他的奶奶住在位于威尔士的一个村子里。敌机从来没有在它的上空飞过。他从来没有碰过枪，也没有在靶场以外的地方听见过开枪的声音。尽管如此，而且尽管这座城市是俄国人攻克的，那天晚上他确实仍然兴致勃勃地穿过了柏林的这个优美的居民区——这时风已止息，气温也变得暖和了一些——神气活现地大摇大摆，好像他是这块地产的业主似的。每走一步，他的脚似乎都踩在丘吉尔先生在发表他的演说时所采用的那个节奏的点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