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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要你离开。我要你回家去。”
“我要留在这里，”伦纳德说道。“我说的，一定算数。”可是他说的话听上去却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干脆有力。
她说道，“请你……”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她一直对天花板望着。她终于眨了眨眼睛，两行眼泪流淌了出来，它们流过她的鬓角，消失在她耳际的头发里。伦纳德的手肘发麻了。她吸进她的下嘴唇，又眨了眨眼睛。这次没有眼泪流淌下来。于是她敢于又说了一遍。“你走。”
他抚摸她的脸，沿着她的脸颊骨一直摸到她那黏湿了的头发。她屏住了气息，等他停下来。
他跪起身来，揉搓着他的手臂，扣上了裤子前面的扣子。他们的四周寂静无声，却有什么东西在嘶嘶作响。这不公平——这无言的谴责不公平。他向着一个想像中的法庭提出了申诉。如果这并不只是一场闹着玩儿的游戏的话，如果他存心想要伤害她的话，他就不会像刚才那样，一看见她那么紧张，就马上煞住。她这是在就事论事，拿它来和他作对——这样做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不知道他的这些话该从哪里说起。她没有从她躺着的地方移动。他在对她生气，而且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她的原谅。可是他说不出口来。他握着她的手去抚爱它的时候，她却任凭它无力地垂着，毫无反应。就在半小时以前，他们两个还臂挽着臂，沿着奥拉宁街相偎而行。他怎么才能够回到和她那么亲昵的状态呢？他心里忽然出现了一辆蓝色的发条开动的机车——他在八岁或九岁生日时收到的一件礼物。它拖着七八节运煤的车皮沿着一条“8”字形的轨道奔驰，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带着一种虔诚的、姑且尝试一下看看的心情，把发条上得太紧而使它断裂了。
伦纳德终于站起身来，往后退了一两步。玛丽亚在地板上坐起来，把她膝盖上面的裙子理了理。她也记得一件事情。这件事就发生在十年前，而且这件事情在她的脑海里的负担要比伦纳德的那辆玩具机车要沉重得多。那是在柏林东郊的一座防空洞里，离奥伯鲍姆桥不远。四月即将过去的一天，这座城市陷落前的一个星期。她将近二十岁。一支红军的先遣部队把重炮安装在那儿的附近，朝着城市的中心地区轰击。防空洞里有三十来个人，都是些妇女，小孩，和老人。他们蜷缩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里，玛丽亚和她的华尔特叔叔在一起。炮声停止了一会，有五个士兵漫步来到了这座地堡里，这是他们见到的第一批俄国人。其中一个用一支步枪指着躲在堡里的那些人，另外一个则比画着手势向他们索取手表，首饰，威胁他们交出德国人。他们收集得很迅速，毫无声息。华尔特叔叔把玛丽亚推得更加进深一些，让她藏在阴暗里，背靠在急救站上。她躲在一个角落里，把身子蜷缩在墙壁和一个空了的橱柜之间。在一个床垫上躺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她的两条腿都中了子弹。她闭着眼睛，在不断地呻吟。它是一个哼得很响而长的音调，它引起了一个士兵的注意，他就在那女人的旁边跪了下来，取出一把短柄的小刀。她的眼睛仍然闭着。那士兵翻开她的裙子，把她的内衣裤割裂了开来。玛丽亚从她叔叔的肩膀上面看过去，起先还以为那个俄国人要替她动一些简便的手术——用一把没有消过毒的刀子取出一颗子弹什么的。然后她看见那家伙躺在那个受了伤的女人身上，扭动着、颤抖着身子在奸淫她。
那女人的声音变得很低。在她的另一边，防空洞的人们全都默不作声。然后人们骚动起来，另外一个俄国人，穿着便衣的一个大个子，把众人推开，一路挤到急救站这儿来了。玛丽亚后来知道他是个政委。他的脸涨得通红，愤怒得抿紧了嘴。他大喝一声，一把抓住那士兵的夹克衫的背部，把他拉了出去。那家伙的阴茎兀自在幽暗的光线里原形毕露——比玛丽亚所预料的要小些。政委揪着那士兵的耳朵，把他带走了——路上他用俄语大声叫喊着什么。然后那里又恢复了寂静。有人给那个受了伤的女人喝了点水。过了三个小时，当他们确信那支炮兵部队已经向前推进，就都从地堡里出来，外面下着雨。他们发现，刚才那个士兵脸朝下躺在路边。他让人从头颈后面打了一枪。
玛丽亚这时站了起来，她用一只手扶着裙子。她把伦纳德的大衣从桌子上拖了下来，让它掉在他的脚边。他知道他得走了，因为他想不出什么话来对她说。他的头脑给堵塞住了。当他走过她身边，他把手放在她的前臂上。她低下头去对那只手看了一眼，却就掉转头去望着别处。他身上没有钱，只好一路走到梧桐林荫道。第二天，下班以后，他带着花去看她。可是她已经离开了。过了一天，他从她的邻居那儿听说，她到俄国人的占领区去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