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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义务提醒你放弃内疚，同样，也没有义务为我的小说及后面的各个短篇做任何解释。然而，有趣的是，性和恐惧总是结伴而行。当我们有能力进行性行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兴趣得以觉醒。这种兴趣，假如是正常的，会自然地导向交配和种群的延续。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终结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被恐惧所困扰。依我看，交合的目的是保存自我，一切恐惧都将带来对末日的领悟。
有一则古老的寓言，说的是七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不同部位。一个以为他手里抓着的是一条蛇，另一个以为是一片巨大的棕榈叶，第三个认为自己正抚摸着一根石柱。当他们把自己的发现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面前站着一头大象。
恐惧使人盲目。有多少事情让我们担惊受怕？手上有水的时候，我们不敢去关灯。我们先拔下插头，然后才敢用刀取出烤箱里的英国松饼。体检完毕，我们害怕从医生口中得知结果。飞机在半空中猛地抖动，我们害怕。我们担心能源枯竭，担心不再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担心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女儿出门时答应十一点前回来，可现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冻雨如细沙，噼噼啪啪地敲打着窗户，我们坐在客厅里，电视机屏幕上是约翰尼·卡森。我们不时扭头去看电话机，没有声响。此时，我们内心深处就是那份让我们盲目的感觉，这种感觉悄悄地摧毁了我们正常的思维程序。
婴儿不知恐惧为何物，但是，当他因饥饿而哭泣的时候，母亲第一次没有及时把奶头塞进他的嘴里。打那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这个蹒跚学步的小东西逐渐领悟到房门砰的一声关上所蕴含的残酷事实，慢慢明白滚烫的火炉潜在的危险，以及哮喘或者麻疹造成的高热。孩子对恐惧的领悟是相当快的。父亲或者母亲手拿装着药丸的小瓶或是安全剃刀走进卫生间，看着他们，孩子们从他或者她的脸上捕获到恐惧。
恐惧使人盲目。我们像那几个摸象的盲人，怀着一腔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狂热和好奇，试图从上百个碎片中构筑出整体的模样。
我们感知到了那个形状。小孩子掌握得快，忘得也快，长大之后，得重新领悟。形状没有改变，我们大部分人迟早会弄清楚：那就是床单覆盖下的躯体的形状。我们所有的恐惧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恐惧。所有的恐惧都是大恐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条胳膊、一条大腿、一根手指、一只耳朵。我们惧怕床单下的躯体，那是我们自己的躯体。从古到今，恐怖作品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预演了我们的死亡。
这个领域从来没有得到过高度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坡和洛夫克拉夫特的读者大都是法国人，他们能处理性和死亡的问题，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相反，坡和洛夫克拉夫特的美国同胞们却对此缺乏足够的耐心。美国人都在忙，忙着修建铁路。结果，坡和洛夫克拉夫特一生潦倒。托尔金的中土幻梦游荡了二十年，最后才得以走红。还有，库尔特·冯内古特，他的作品涉及的往往就是死亡预演，因此遭遇了狂风暴雨般的抨击，甚至达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也许，恐怖小说作家带给大家的都是些噩耗：他说，你快死了；他让你不要听信奥拉尔·罗伯茨<a id="z1" href="#bz1">[1]</a>的鼓动（“你的好运气快来了！”），因为，真正到来的是厄运，比如，癌症、中风、车祸。不管是什么，反正一定会发生的。他抓着你的手，把你的手握在他的手里，带你走进那个房间，把你的手放在床单下面的东西上……并且指导你摸摸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
自然、死亡和恐惧不只是恐怖小说作家的专利。很多所谓的“主流”作家用不同的方式探讨了这些话题——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到爱德华·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再到罗斯·麦克唐纳的“卢·阿彻系列”。恐惧历来都是巨大的。死亡历来都是巨大的。这是人生中的两个常数。然而，唯有恐怖和超自然作家才能使读者有机会辨认完整的形态，领略精神的净化。那些在这个领域奋斗的作家，即使对自己的创作认识模糊，他们起码知道，恐怖和超自然这个领域是人们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一道纱网，恐怖小说是人们精神轨道上的地铁中央车站，左边的蓝色轨道，肯定地说，代表的是我们可以消化吸收并且融入个人意识的部分，右边的红色轨道代表的是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摆脱掉的东西。
当你读恐怖小说的时候，你不一定相信自己所读的内容。你不相信世上存在吸血鬼、狼人，以及突然启动并且开始自动行驶的卡车。我们能够相信的可怕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尔比和麦克唐纳笔下的那些：仇视、异化、无奈地衰老，迈着青春的步子，摇摇晃晃地走进一个敌对的世界。在我们平凡而真实的世界里，我们往往戴着喜剧和悲剧两副面具，灿烂的笑容下面掩藏的是悲苦。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中央转换点，或许是一个转换器，分别连接着那两副面具。这正是恐怖小说击中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