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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辆警车缓缓开进了校园，大都在朱迪思·富兰克林厅前停下，因为遇害的那个克曼生前就住在那里。我赶着去上十点的课，从那儿经过时，被警察拦了下来，要求我出示学生证。我很聪明，把那张没有虎牙的给他看了。
“你带刀吗？”警察狡猾地问。
我告诉他，我身上最具杀伤力的东西是一个兔脚形的钥匙扣。然后，我问：“是盖尔·克曼的案子吗？”
“你怎么会想到问这个问题呢？”他追问道。
我迟到了五分钟。
那是草莓春天。那天晚上，谁也不敢单独在既有学术氛围又有神秘色彩的校园里行走。又起雾了，空气中飘着浓郁的咸味，周围一片寂静。
从七点开始，我在宿舍里埋头苦干，我得完成一篇有关弥尔顿的文章。大约九点，我的室友一头闯了进来。“抓住了，”他说，“我在食堂听人说的。”
“听谁说的？”
“我不认识。有个家伙说，是她男朋友干的，他叫卡尔·阿马拉拉。”
我伸了个懒腰，感觉既轻松又失望。有作案动机，不承认也不行啊。情杀，致命，悲惨。
“很好，”我说，“太好了。”
他离开宿舍，迫不及待地去别的房间散布消息了。我把我写的关于弥尔顿的文章重新读了一遍，看不出自己究竟想表达什么。我把文章撕了，开始重写。
第二天，那个案子登报了。报上，阿马拉拉的照片——可能是高中毕业照——实在有些别扭。看照片，那是一个神情忧郁的男生，橄榄色的皮肤，黑眼睛，鼻子上有雀斑。那男孩还没有招供，然而证据对他不利。他和盖尔·克曼上个月经常吵架，而且，一星期前还分手了。阿马拉拉的室友说，打那以后，他一直郁郁寡欢。在他床下的箱子里，警方发现了一把七英寸的L.L.比恩猎刀和一张照片，很明显，照片上的姑娘被人用刀割断了喉咙。
在阿马拉拉的照片旁边，有一张盖尔·克曼的照片。照片不太清楚，上面有一条狗，一个草坪上的火烈鸟雕塑，一个戴眼镜的女孩，灰褐色的头发，嘴角上翘，眯着眼睛，笑得有些不自然。她一只手搭在狗狗头上。那个时候，这一切都是真的，必须是真的。
那天晚上，浓雾再次降临，不是像缓步而来的小猫<a id="z39" href="#bz39">[39]</a>，而是像潜行的毒蛇。我在户外散步。我头疼，想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早春时节，潮湿的雾气慢慢驱走了滞留的冰雪，毫无生气的草地失去了遮盖，仿佛唉声叹气的老奶奶的脑门。
对于我，那是我记忆中最美的夜晚之一。在街灯的光芒中，我碰到的那些人都是些窃窃私语的影子，他们似乎全都手拉着手，眼睛贴着眼睛，恋人一般。逐渐消融的冰雪一滴又一滴，汇聚成细流，阴暗的排水管道里回响着海浪的声音，冬季阴冷的海潮正在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