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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溜达到午夜时分，那时，潮湿的空气让我几乎发霉了，在蜿蜒的小路上，我看见了无数的影子，听见了无数的脚步声，梦幻一般。谁能肯定，在那些影子中，没有那个叫弹簧脚杰克的人或是生物？我不知道，我确实看见了无数的影子，可是，在浓雾中，我发现，他们没有面孔。
第二天早上，我被走廊里的声音吵醒了。我跌跌撞撞往外跑，想看看又有谁被带走了。我一边跑，一边用手梳理着头发，并且赶走了钻进嘴里的一只小飞虫，那只毛茸茸的小虫趁我不备溜进了我干巴巴的口腔，妄图取代我的舌头。
“又死了一个。”一个同学对我说，他因为过于兴奋，脸色发白，“他们只能把他给放了。”
“把谁给放了？”
“阿马拉拉！”另一个同学兴奋地回答，“人被杀的时候，他还在牢里呢！”
“什么时候的事？”我耐着性子问。用不了多久，我肯定会知道答案的。我肯定。
“昨天晚上，那个家伙又杀了一个人。现在警察正在全力搜查呢！”
“搜查什么？”
那个脸色发白的同学再一次跳到我面前，说：“她的头。那个行凶的人把她的脑袋带走了。”
即使在今日，新沙伦也算不上一所大型学校，那个时候，规模更小——也就是那些公关人士客气地称之为“社区大学”的教学机构。说实话，它就如同一个社区，至少过去是这样。不仅你的朋友，校园里其他所有人你至少都略知一二。盖尔·克曼就属于那种面熟的人，不知怎的，你觉着，你过去经常在附近碰到她。
我们都认识安·布雷。她是去年新英格兰小姐大赛的亚军，她的才艺表演包括和着《嘿，看着我！》的节拍，手里旋转一根燃烧的棍子。她也非常聪明，遇害前，一直是校报（一星期出一次，主要内容是政治漫画和夸夸其谈的信件）的编辑、学生戏剧社的成员、国家服务联谊会新沙伦分部的主席。我上大一的时候，满脑子幻想，冲动之下给校报提交了一份专栏建议，并且请求与她约会，可是都遭到了拒绝。
现在，她死了……比死还可怕。
我去上下午的课，像其他人一样，跟熟悉的人点头致意，说声“你好”，声音比以往更响亮，仿佛这样可以弥补我近距离观察他们面孔的不礼貌行为。其实，他们也在研究我。在我们中间，存在着某种黑暗的东西，堪比蜿蜒穿过体育馆后面中庭茂密的百年老橡树林里的林荫小道和浓雾中那座内战时期的古炮台。我们互相观察对方的脸，努力读出隐藏在后面的黑暗。
这一次，警方没有拘捕任何人。十八、十九、二十，连续几日，在浓雾笼罩的夜晚，蓝色的警车在校园里不停地巡逻，探照灯刺眼的光芒急切地扑向各个黑暗的角落。校方颁布了九点宵禁的强制性命令。一对胆大妄为的小情侣晚间在泰特校友楼以北风景如画的小树林里忘我地接吻，结果，被扭送到新沙伦警察局，扣押了三小时后才获准离开。
二十号那天，发现盖尔·克曼尸体的那个停车场里躺着一个毫无知觉的男生，但后来证明是虚惊一场。学校的一个保安惊叫一声，连忙把他安置在巡逻车的后排座位上，在没有检查脉搏的情况下，把一张本县地图盖在他脸上，然后驱车去了本地的一家医院。一路上，刺耳的警笛仿佛报丧的女妖，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回荡。
还没到医院，后座上的那具死尸突然坐了起来，幽幽地问道：“该死，这是什么地方？”保安尖叫一声，汽车驶向路边。后来得知，那具“死尸”是个学生，名叫唐纳德·莫里斯。前几天，他患上了很凶猛的流感——那一年，流感是从亚洲传过来的吗？我记不清了——在床上躺了两天。他准备去食堂喝一碗热汤，吃几片吐司，可不知怎的，路过停车场的时候，他昏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