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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点点头。
“凯蒂,你怎么能真的松开手呢?”
她看着我,还是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办法补救,”她说,“你是我的大哥哥。我知道你会照顾我的。”
“啊,凯蒂,你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
我用手捂着脸,她坐起来,把我的手拿开,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不知道,”她说,“可我知道你就在下面。哎呀,我困了。拉里,明天见。我得打石膏,佩德森医生说的。”
石膏过了快一个月才拆下来。她所有的同学都在上面签了名——她甚至也让我签了名。石膏拆下来的时候,谷仓事件已近尾声。父亲把通往阁楼的梯子换成了新的,更结实。但我再也没有爬上房梁,跳进草垛。据我所知,凯蒂也没有。
故事到此结束,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结束,直到九天前,凯蒂从洛杉矶一家保险公司大楼的顶层跳了下来。我钱包里放着《洛杉矶时报》相关报道的剪报。我想,我会一直随身带着。这不是一份甜美的回忆,不是你珍爱之人的照片,也不是精彩影剧的票根,或者世界联赛的入场券。那份剪报,我揣在怀里,沉甸甸的,带着它,是我的责任。剪报的大标题是:“应召女郎高空燕跳,香消玉殒!”
我们长大了。我知道的就这些,其他传言都不重要。她曾打算去奥马哈的一所商学院上学,可是,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她参加选美比赛,获了奖,嫁给了一个评委。简直像个黄色笑话,不是吗?我的凯蒂啊!
我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她离了婚,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有十页之多,告诉我她是怎么过的,她的婚姻有多么糟糕,假如她能有个孩子,会如何如何好。她还问我是否可以过去一趟。可是,在法学院,如果一星期不上课,就等于普通的文科专业一学期都逃课。那些老师都是些灰狗,如果哪个机械小兔子不见了,那就永远别回来了。
她搬家去了洛杉矶,又结了婚。她第二次婚姻解体的时候,我已经从法学院毕业了。她又给我写了封信,很短,很凄惨。她告诉我,她再也不上那个旋转木马了。那是件苦差事。要想抓住那个铜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马背上滚落下来,摔个头破血流。如果免费乘坐的代价就是如此,还有谁愿意尝试呢?她在最后又问,拉里,你能来一趟吗?很久没见了。
我回信说,我很想去,可是去不了。我刚刚在一家压力很大的公司谋了份工作,最底层的工作,只有干活的份,没有受赏的份。如果想晋升,那一年很关键。这就是我写的回信,讲的都是我的事业。
她所有的信,我都回。可是,你知道,我不太相信那些信是凯蒂写的,同样,我也不相信,地上真的有干草……直到我落地时,它救了我一命。我无法相信,我妹妹和那个在信末把凯蒂的签名写成一个圆圈的苦命女人是同一个人。我妹妹是个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胸部还没有发育呢。
她不再写信了。我会收到圣诞贺卡、生日贺卡,我老婆负责回复。后来,我们离了婚,我搬了家,就此失去了联系。接下来的圣诞和生日,贺卡都是通过转发地址寄到的。收到第一张贺卡时,我就在想:哈,我得给凯蒂写信,告诉她,我已经搬家了。可是,我一直没写。
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事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长大了,她从保险公司的大楼上跳了下来。她始终相信,干草垛会在下面接着她。凯蒂曾经说:“我知道,你肯定在想办法补救。”这些才是重要的。凯蒂的信才是重要的。
如今,人口的流动性更大了。可笑的是,那些被打了叉叉的地址和写着转发地址的贴纸怎么看都像是对我的控诉。她把回信的地址写在信封的左上角,她自杀前一直住在那里,范奈斯地区一栋漂亮的公寓楼。老爸和我一起去那里取她留下的东西。房东太太很和善。她很喜欢凯蒂。
邮戳上的日期表明,信是在她出事前两星期寄出的。如果不是因为地址有误,需要转投,那封信肯定早就到我手上了。她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
亲爱的拉里: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我得出的结论是,假如在你设法把干草铺好之前,梯子的最后一根横档就断了,那该有多好啊!
爱你的凯蒂
没错,我猜她肯定是等得不耐烦了。我宁愿这样想,也不愿意相信,她之所以决定离开,是因为她觉着我已经把她忘记了。我不愿意她这样想,因为,很有可能只有信里那句话才能让我行动起来。
可是,这还不是造成我失眠的根本原因。每当我合上眼睛,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我都会看见她从阁楼上跳下来,大大的眼睛,深蓝色的,身体呈弧形,双臂在身后挥舞。
她始终相信,地上铺着干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