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云寺 译后记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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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高罗佩先生第三次赴日工作，担任荷兰驻日本大使，在日本东京写成此书。据他本人记述，应读者要求，在此书中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描述狄公的三个妻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人的日常交往中，几乎从来没有听到不和谐的声音。这是理想的状况，没有吵架，没有斗嘴，真正的婚姻乌托邦”<a id="jzyy_01_1405" href="#jz_01_1405">⁽¹⁾</a>。1966年，此书的英文本由英国海涅曼出版社（William Heinemann Ltd.）出版，名为<i>The Phantom of the Temple，</i>意为“佛寺幽灵”；1968年，荷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 van Hoeve Ltd.）出版，名为<i>Het Spook in de Tempel</i>。

书中的兰坊全图，显然是在1951年《迷宫案》日译本地图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添加了几处本书中人物的住处以及城外的紫云寺与庵堂。另外，在1965年出版的《黄金案》日译本中，白云寺改名为紫云寺。由于此书的译者沼野越子女士与高罗佩先生是多年好友，彼此交往密切，因此这些细微的改动格外值得注意。

本书第五回中提到的室韦人，原文为Mongolian，直译为蒙古人。“蒙古”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新唐书》《旧唐书》中的“蒙兀室韦”是现代蒙古族的祖先，故此选用“室韦”一名。

本书第十五回中关于皮影戏的描述，猜测或是来自高罗佩先生对于爪哇皮影戏的回忆。由于父亲在荷属东印度军队中担任医疗服务工作，童年的高罗佩曾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八年，并从管家翁索那里接触到历史悠久的爪哇皮影戏，对此酷爱多年。他不但收集皮影、自行演出，还进行系统研究，年仅十岁便撰文绘图记录有关皮影的各种知识，“那些文章讨论了皮影戏的流行变种，详细描述了皮影人物、音乐和背景，描绘了舞台剧目的内容，介绍了主要人物的角色”<a id="jzyy_01_1406" href="#jz_01_1406">⁽²⁾</a>。

本书后记中提到的《中国古代房内考》，是高罗佩先生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堪称一本前无古人的奇书，1961年由荷兰莱顿博睿（E.J.Brill）出版社出版。借用中文本译者李零先生的一句话，“这是一本非常正经也非常严肃，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用确凿史料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之了解的经典之作”<a id="jzyy_01_1407" href="#jz_01_1407">⁽³⁾</a>。此书中的许多观点与细节，都可在整个狄公案系列小说中得到印证与反映。在此只略论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两点，一是关于密教及其房中术，二是多妻制下的中国古代家庭生活。

先说其一，所谓密教，实为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房中秘术，其修炼方法与中国的道术修炼酷似，其中包括佛教金刚乘与印度教性力派。金刚乘是真言乘的一种晚期发展形式，“金刚”即坚不可摧的霹雳，并与“空性”同义，即最终的不可摧毁的空。在佛像画中，这种神秘武器被表现为一种双头杵，两端各有一股、两股、三股或更多的刃头，被信徒们尊奉为金刚乘教义的象征。本书第七回的插图“问旧事女巫施法术”中，佛像右手所持的法器看似正是三股“金刚手”。金刚乘的主要哲学观点是终极真理在于人体，人体内含有“生命的火花”，通过入定，这种火花会燃烧起火，从而达到神人合一的涅槃极乐境界。印度教性力派的出现晚于金刚乘，继承了金刚乘的房中秘术和对万能太阳神的崇拜。在湿婆教性力派中，早期经咒中以湿婆神为日，呈红色，以其配偶雪山神女为月，呈白色。这一点在本书最后一回中也有所暗示。译者个人认为《紫云寺》与《朝云观》这两部小说或可称为姊妹篇，一写佛教，一写道教，并且都与各自的秘术有关。这些房中秘术在历史上存在着二教互相影响以及在中印两国之间传播与回传的过程。公元七世纪时，中国道教的房中秘术曾刺激了金刚乘在印度的出现，不久后便由传教者于唐代到达中国时传入。十二世纪时，金刚乘在印度虽已消失，但其教理却传入西藏，与西藏当地的宗教信仰融为一体，产生出喇嘛教。喇嘛教又从西藏传入蒙古，成为忽必烈及其后人的信仰，道教房中秘术隐藏在喇嘛教的外衣之下，以至于中国人并未意识到它本是基于中国的原理，反而以为是外来的教义。以上所有引用观点，均来自《中国古代房内考》附录一《印度和中国的房中术》。

再说其二，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向来饱受西方世界的诟病，并令西方人因此产生出种种阴暗的猜测和假想。高罗佩先生旁征博引，力矫其妄，通过大量的中外历史文献，证明多妻制下的中国家庭生活总体来说仍是健康和正常的。“有充分理由可以断定，中国妇女一般并不比按一夫一妻制生活的西方姐妹们更加不幸。另一方面，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一般家长比只有一个妻子的西方家长更加幸福。……在中国，妻妾都有由成文法和习惯法确定的固定地位和法定的个人权利，家长必须尊重这些权利，并履行对女眷的各种责任，不仅要满足她们的性欲，经济合理地扶养她们，而且要在更敏感的方面，注意她们的个人感情，考虑每个人的爱好和脾性，并理解这些女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家长未能恪尽其责，就会发生争吵，而家庭失和则会使男人名声扫地，前程断送。作为文官他会丢掉官职，因为不能治家者不能委以重任的古训在上层统治者的头脑中已经扎了根；而作为商人他会因此失去信用，因为人们都知道一个治理无方的家是资金短缺的根源。”<a id="jzyy_01_1408" href="#jz_01_1408">⁽⁴⁾</a>尽管《中国古代房内考》一书在学界享有盛誉，但是影响范围毕竟有限，要想改变西方大众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狭隘偏见，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将学术观点融入拥有众多读者的通俗小说中，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译者个人认为，在这一系列小说中，高罗佩先生不厌其详地多次描写狄公的宅院格局与家庭生活，尤其是三位夫人和睦相处的场景，突出表现多妻制家庭中平和温馨的一面，用意正在于此。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描述和评价多妻制下的家庭生活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回护与美化，然而之所以如此，并非基于任何猎奇心理或是恶趣味，而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由衷欣赏与热爱，出于一种深刻的“理解之同情”，在东西方彼此隔膜、西方对中国抱有许多偏见与误解的年代里，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1950年，高罗佩先生曾发表《纳妾：关于一个多面论题的一面之谈》一文，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本人对于中国古代多妻制的看法。如今全文译出，附录于后，以供读者参考。

高罗佩先生对于中国的深入了解，除了通读史料之外，或许也来自某些友人的亲身经历，比如英国汉学家、佛学家蒲乐道（John Blofeld）。1932年，十九岁的蒲乐道远渡重洋来到东方，在香港、北京、重庆等地游居了十七年，对于中国各地的山川风物、世态人情，终其一生都怀有深深的眷爱，并用中文著有自传《老蒲游记——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回忆》。1943年至1945年间，他与高罗佩先生同在重庆，由于志趣相投而交往密切。1951年，蒲乐道移居泰国曼谷，高罗佩先生在1967年因病去世之前，曾数次前往曼谷与他会面晤谈。<a id="jzyy_01_1409" href="#jz_01_1409">⁽⁵⁾</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