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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暴风雪山庄》的诡计更平凡的了。尽管它在现实中最为可行，也没有奇奇怪怪之处，但恐怕所有读者都会看漏这一诡计。或许当读者读到案件真相处，会对过分的理所当然大吃一惊，在证据确凿的合理性面前瞠目结舌、大惊失色。不过，在阅读过程中，人们对于悠然铺陈的诡计，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注意到的。这种诡计的模式，或应作为推理作家的最佳范本。
奎因亦是继克里斯蒂女士之后的天才，他文笔轻盈，解谜游戏的妙趣贯穿始终。不仅作品高产，还是位少有劣作的才子。在诡计与推理的信服力及合理性上，奎因还是比克里斯蒂女士略逊一筹。很多情况下，他并不给读者决定性的证据，结构上也缺少确实性。多数情况都是“即使某人是犯人也不会感到意外”，读者只能接受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
除了这二人，余下作家似乎天分不足。很多情况下，他们偶有一两部杰作，但其创作生涯中却劣作居多，作品缺少合理性，读到解决部分后无法令人信服。真相大都意外，但他们的作品中缺少关键要素，即合理的意外，让人信服的意外。推理小说的解决部分必须让人意想不到，但不合理的意外却毫无意义。若是不合理的意外，哪怕再愚笨之人，都能理所当然地制造出出其不意的效果。
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sup><a id="noteBack_13" href="#note_13">[13]</a></sup>的作品就其推理小说的形式而言，是很有特色的，但除了《谜桶》这类的名作外，劣作居多，作品中会出现不合理的意外，以及无法预测的大集团犯罪，且不予以暗示。作为解谜游戏，到最后似乎总让人失望。
约翰·迪克森·卡尔<sup><a id="noteBack_14" href="#note_14">[14]</a></sup>也是过分追求意外，而导致不合理之处过多。《三口棺材》不及格。
以单独的杰作来论，克里斯蒂女士、奎因、范·达因的众多作品暂且不论，就只能想到《箭屋》《航船谋杀案》《帆船下的死亡》《红发的雷德梅茵家族》这几部作品。虽说我的阅读范围内也会有十来本好书，但读一百本，也就只有两三本不会让人失望。这些世界知名作家的作品，尚且如此。
在日本，横沟正史<sup><a id="noteBack_15" href="#note_15">[15]</a></sup>出类拔萃，他身为作家的能力，能让他轻松进入世界十佳。尤其他的《蝴蝶杀人事件》堪称杰作，二战后的作品中也少有拙作。最无趣的作品当数《本阵杀人事件》，却力压《蝴蝶杀人事件》获奖。把奖项颁给《本阵杀人事件》的侦探作家俱乐部的愚蠢行为，或将载入史册。
《蝴蝶杀人事件》十分精彩，作品中往返于东京与大阪之间的华丽连环计，值得特别提及，故事展开也精妙绝伦。把谎称为晕船药的毒药交给将行李箱运至东京站的友人，在此轻巧布下诡计，至结尾的处理都巧妙至极，大快人心。
若要说些不足，那便是犯人志贺在大阪的酒店犯下第二起杀人案时，他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便用绳子扭住尸体，待绳子回复原状后尸体掉落街上，他利用这段时间下楼梯。然而，比起这种诡计，单纯地杀人后装作若无其事，反倒更安全。如此一来，何时杀的人，案发时在哪里，应该几乎无从得知。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而大费周章，反而会增加被发现的风险。因为事后要面临整理绳子的风险，也很辛苦，这么做不引人注目才怪。
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对《蝴蝶杀人事件》吹毛求疵。《蝴蝶杀人事件》中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华丽连环计，充分地弥补了这点不足。
但在日本新人作家的作品中，类似这种瑕疵的不合理及不完备的诡计过于醒目。他们过于玩弄机关，却没有使用的必然性，只是玩弄而已。上述行径将把自己置于险境中，但他们却完全忘了考虑这些。不可能有那么愚蠢的犯人！
所有的诡计都必须存在必然性。无论怎样冒险，但如果疏于机关的布置，罪行就会被看穿。基于这个无回旋余地的理由，必须花心思玩弄机关。
在《罗杰疑案》中，犯人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而使用了留声机，那就需要冒险取回它。而执行这一手法需要不少时间，五分钟左右的偏差就可能导致诡计被识破。诡计总是伴随着风险。如若没有对此了然于胸却仍须铤而走险的必然性，便毫无意义，在解谜游戏的合理性上便丧失了资格。
推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净是些富豪、政治家、女演员、知名运动员等名人，鲜有无产者被杀害的案例。因此，就导致出现了“推理小说不过是有闲阶级的玩物”这类一知半解的见解，他们的思维也被局限在“大多数的犯罪动机是情色和欲望，穷人作为被害人的动机不足”等层面。谜题的布局空间变窄，解谜游戏所需要的复杂情节也会减少。为了把谜题变得复杂，就一定要设定个主人公，而他应是身边谜团环绕，且与多方有众多瓜葛之人。同时还要设定一个被害人，此人从多重角度看都有被杀害的可能。
因此，谈到推理小说中会出现巨大邸宅的示意图这件事，虽说巨大邸宅这一设定蕴含着“埋下谜题”的要素，但那不是主因，最重要的目的基于以下要求：主人公如若不是住在这般豪宅中的阶级，便无法将推理小说中的谜题复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