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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小区杀人案的现场过于诡异，警方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也为了侦查的顺利展开，并没有向新闻媒体透露更多的情况。然而，无孔不入的媒介还是掌握了关于本案的大量情节。的确，在这个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的时代，想瞒住一件事，比登天还难。
案发后第三天，逆子姜维利惨死的消息就已经在各类媒介载体上铺天盖地。之前喊打喊杀的民众更是一片欢腾。“罪有应得”、“报应”之类的词汇前所未有地集中在这起案件上。
人人都成了预言家。
也许唯一一个没有叫好的，恰恰是姜维利伤害最重的人。
案情分析会刚刚散会，一干人等纷纷下楼，各自回到岗位上干活。还没走到电梯口，就看到一个值班民警扶着一个老太太从电梯里出来。老太太衣衫破旧，身形佝偻，满眼都是泪水，一只手死死抓住值班民警的衣袖，似乎怕他跑了一样。
值班民警指指刚刚散会的人群，一脸无奈地说：“他们负责查办你儿子的案子。”说罢，他冲分局长撇撇嘴，举起右手在脑袋上画圈，无声地做着口型：“老太太有点魔怔了。”
老太太一脸茫然，似乎面对这样一大群穿着制服的警察，让她有点懵。犹豫了几秒钟之后，她不由分说地抓住离她最近，也最年长的法医老郑，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政府啊，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老人哭喊起来，“我儿子死得冤啊。”
老郑吓了一跳，一边躲，一边指着分局长：“政府在那儿，我就是小兵。”
老太太急忙跪爬过去，拽住分局长的裤脚，连喊政府给我做主。
老人的哭喊声在走廊里回荡，不少科室的人都探出头来观望。分局长一脸尴尬，伸手扶起老人，转头对值班民警喝道：“这怎么回事？”
值班民警说：“她是姜维利的妈妈，一大早就来了，说要帮咱们破案，给他儿子报仇。”
老太太忙不迭地点头，抽噎着说道：“我儿子是个好孩子……就是交了些坏朋友……欠了点钱……他们我都认识……他死得冤啊……”
老人又大哭起来。分局长的嘴张了张，分明把一句“冤个屁”咽了回去。他扶着老人，对值班民警说道：“找人给她做笔录，把那些‘坏朋友’都列出来，挨个排查。”
在老人的千恩万谢中，值班民警把她扶进了电梯。分局长的情绪很坏，挥挥手，说了句散了吧，就回办公室了。
走廊里的人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方木和杨学武相视苦笑。
很明显，郭桂兰提供的所谓线索不会对侦查有什么帮助。尽管姜维利的社会关系中多是公安机关重点监控的人口，但是方木相信本案绝非他们所为。如果动机是复仇，大可不必采用这么复杂的手法；如果是为了追债，姜维利的拆迁补偿款尚未到手，杀了他也没用。分局长让郭桂兰去做笔录，只是平息老人的激动情绪的权宜之策。大不了就浪费点时间，总比被人指责不作为要好。
真正让方木郁闷的是，警方并不认为方木的分析有多么大的参考价值。尽管凶手的手法明显有别于一般的凶杀案，但是方木提出的“子宫”的说法更让警方难以置信。会有人冒着接受刑法处罚的风险，大老远地拎着水桶和水囊，费时费力，就为了报应姜维利的一句狂言么？就像会上一位老警察所说的那样：“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的确，如果从作案动机入手，本案几乎无迹可寻。尽管从种种迹象来看，最大的可能是报复。那么，郭桂兰老人的嫌疑最大。然而，她对姜维利被杀的悲痛人所共睹。在方木看来，那绝非有意掩饰或者误导，完全是一位母亲痛失独子后，对其之前的逆行的一种无原则的原谅。
在会上，那位老警察提出一种可能性，即负责拆迁的公司为了达到迅速清理园区的目的，雇凶杀害了姜维利。一来，姜维利是所有“钉子户”里最让拆迁方头疼的一个，干掉他，之后的拆迁就再无阻碍，此外也可以对其他“钉子户”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二来，姜维利对其母的驱赶和虐待已经引起强烈的社会愤慨，干掉他，至少在道德层面上，会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不至于对拆迁方和开发方形成过多的不利影响。至于那些诡异的手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拆迁过程中死过人，以后开发的楼盘还会有人买么？这么做无疑是自断后路。
老警察对此嗤之以鼻：拆迁方就负责拆楼、清人、拿钱，至于开发方怎么卖楼，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再说，在全国范围内，拆迁出人命的事多了去了，可是，那些所谓的“血房”，哪一栋没卖出去？
这是实话，在物价飞涨的当下，似乎房子才是硬通货。大多数人耗费一生积蓄买下那个水泥盒子，就是为了一份保障和安全感。至于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无暇顾及也无人愿意去想。
在别人的生死和自己后半生的保障之间，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同一个选择。
老警察的思路虽然有些勉强，但似乎是目前唯一可行的侦查方向。分局长把任务布置下去，各路人马，各司其职。
方木相信自己的判断，也相信杨学武和自己抱有同样的看法。所以，当杨学武向他走来的时候，方木隐隐有些期待。
“郁闷了？”
方木点点头：“有点。”
杨学武递给方木一根烟，又帮他点燃，吞吐几口后，低声问道：“你觉得，这案子和47中学那件有关系？”
潜台词是：凶手就是那个所谓的“大侠”。只不过，杨学武用了一种比较稳妥的说法而已。
方木心里一松，杨学武毕竟和那些抱着传统侦查经验不放的侦查员有别。
在侦办第47中学杀人案的时候，方木就有过隐隐的担忧：也许凶手还会犯案。富民小区杀人案，正符合他的推测。
二者的相同点在于，首先，凶手都采用了不合常规，甚至是费时费力的杀人手法。
其次，现场都呈现出诡异的仪式感。显然，凶手的目的并非杀死对方那么简单，而是着力突出被害人的死法。换句话来说，凶手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更多考虑如何杀死被害人。
再次，凶手在作案后仔细清理了现场，尽可能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在第47中学杀人案中，凶手也有同样的表现。
最后，凶手在前往犯罪地点时携带了大量的辅助工具，例如水囊和水桶等等。这显示，凶手肯定有车辆之类的交通工具，这一点，也与第47中学杀人案相似。
在方木看来，这些就可以作为将两案并案处理的依据。
“你觉得呢？”
杨学武没作声，只是一个劲地吸烟，好半天才挤出一句：“我同意局里的意见。”
方木愣了一下，刚才在会上，和杨学武四目相对的时候，他肯定对方的表情不是惊诧或是难以理解，而是赞同。一转眼，最后一个同盟军也倒戈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杨学武把烟头丢进电梯旁的烟灰桶里，“串并案——才两起，似乎有些为时过早，而且也没有太明显的证据。”
他伸手按下电梯：“你的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只不过有些太个人了。毕竟，感觉这玩意靠不住的。”说罢，他就迈进敞开的电梯门，缓缓上升。
方木笑了笑，摇摇头。被他人质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方木并不觉得太失望。只是这些话从杨学武嘴里说出来，让他感到有些意外。
走廊里只剩下方木一个人，他站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先回厅里。转身走向楼梯间的时候，他忽然心里一动。
还有个办法，可以验证他的推断是否准确。
似乎每次见到米楠的时候，她都是这个样子：背对着实验室的门，扎着马尾，穿着白大褂忙活着。听到推门声，米楠转过头来，能看出脸色蜡黄，鼻头也红红的。
“开完会了？”米楠的嗓子嘶哑，还带着很重的鼻音。
“嗯。”方木皱起眉头，上下打量着她，“你怎么了？”
“感冒。”米楠吸吸鼻子，“没事——会上什么结论？”
方木没回答，走过去，俯身查看桌面上的足迹检材。
“有什么发现么？”
“暂时还没有。”米楠微微侧过头去，“提取到几个足迹，都没什么价值——有几个还是自己人的。”
这帮家伙，没几个记得进现场要戴脚套的。方木一边嘀咕，一边随意在检材中翻看着，忽然，其中一张引起了他的注意。与其他检材不同，那张上面除了编号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标注。
“这是？”他举起那张检材冲米楠晃晃。
“这张不用检验。”米楠面色平静，“那是你的脚印。”
方木的脸一红，看来自己口中的“这帮家伙”，也包括本人在内。
全部检材都翻看完毕，都是皮鞋底的足迹。方木有些不甘心，又翻查一遍，还是一无所获。
米楠始终一言不发地看着方木的动作，直到他失望地站起身来，才开口问道：“你在找什么？”
方木沉吟了一下，问道：“上次提取的那种胶鞋底足迹，发现了么？”
“没有。”米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你觉得是同一个人干的？”
方木点点头。
“并案处理？”
“没有。”方木苦笑，“局里没采纳我的意见。”
米楠想了想，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档袋，翻找一番后，抽出一张检材，拿到桌前，和那些检材逐一比对起来。
方木也凑过去，问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凶手换了另一双鞋作案。”
米楠没有回答，依旧专心致志地比对着。方木忽然意识到，米楠已经在自己之前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她现在做的，就是在验证自己的猜想。
方木的心里踏实了许多，不再打扰她，静静地坐在一边。
半小时后，米楠从那些检材中拣出四份，在上面逐一做好标记后，拿到显微镜下继续观察。
几日未见，米楠似乎瘦了一些，白大褂覆盖下的后背能隐隐看出肩胛骨的形状。听到她不时发出的咳嗽声，方木起身寻找她的水杯，想给她倒点热水。
刚站起来，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方木看看，是廖亚凡打来的。
突如其来的铃声在室内显得分外刺耳，方木犹豫着要不要在米楠面前接这个电话。米楠回过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看拿着手机的方木，又转身继续工作。
方木咧咧嘴，按下接听键，廖亚凡却不说话。方木接连喂了两声，听筒里才传来一个怯怯的声音。
“在开会么？”
“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