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熟知她的那些人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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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物呢？你的人物都是从什么人身上得到的灵感？”
“所有的人，一位朋友，一位家庭主妇，一位银行的柜台员工。但是请注意，不是这些人本身激发你的灵感，而是他们的行为，他们做事的方法会让你联想到你小说中的某一个人物会做的事情。那些说他们不用从任何人身上获得灵感的作家都是在骗人，但他们那么说也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样能让他们少很多麻烦。”
“这是什么意思？”
“作家们的特权，马库斯，就是你可以通过你写的书来和你周边的人算清总账。只是不要把他们的姓名说出来就好了。永远不要提他们的名字，要不然就会招来官司和麻烦。这是我给你的第几条建议了？”
“23。”
“那好，这就是第23条建议。马库斯，你永远都只能写虚构的故事，其他方式只会给你带来烦恼。”
2008年6月22日，星期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卫·凯尔甘牧师。那天是新英格兰地区独有的夏日阴霾天，海浪卷起的大雾很厚，停在树梢和房顶上久久不愿离去。凯尔甘家住在特雷斯大道245号，一个美丽的社区里。似乎从他们来到欧若拉的那天起，房子就没有变过。墙的颜色还是一样，周围被灌木丛环绕着。旁边新栽下的蔷薇花已经长得郁郁葱葱，房前的樱花树在十年前枯萎后又换上了一棵同种的新树。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从屋子里传出了巨大的音乐声。我敲了几次门，但是都没有回应。最后，一位路过的人对我说：“如果你要找的是凯尔甘牧师，那就别在这儿瞎忙活了，他应该在车库里。”于是我就去敲了车库的门，音乐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在敲了很长时间之后，门终于开了，我看到，在我面前站了一位小老头，看起来很弱小，头发和皮肤都发灰了，身上穿着在车库里工作时的套衫，眼睛上还戴着防护眼镜。这就是85岁的大卫·凯尔甘。
“有什么事吗？”在大到不能忍受的音乐声中，他大声问道。
我似乎只有把手放在嘴巴两旁做成喇叭的样子才能让他听到我在说什么。
“我叫马库斯·戈德曼。你应该不认识我，但是我现在正在调查诺拉的死因。”
“你是警察吗？”
“不，我是作家。你能把音乐关了，或者把音量调低一些吗？”
“不行，我从来不会关掉音乐的声音，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到客厅说话。”
他带我进了车库，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手工作坊，中间放了一辆收藏版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角落里，一台接着音响的老式电唱机放着典型的爵士乐。
我本以为自己的来访会遭到冷遇，我想，凯尔甘牧师最近在饱受记者们的“围攻”之后，肯定会希望能有一点自己的清静空间。但是他让我感到很热情。我虽然来过欧若拉很多次，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显然也不知道我和哈里之间的关系，我也就没有向他提起。他为我俩冲了两杯冰茶，然后我们就一起坐到了客厅里。他没有取下脸上戴的防护眼镜，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再回到他的摩托车旁边，而那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也一直在空气中回响。我试着想象出33年前这个男人的模样，那时，他还是圣雅各教堂里活力四射的牧师。
“你为什么来这里，戈德曼先生？”在带着好奇的眼神审视了我一番之后，他这么问我，“是为了写书吗？”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牧师。我想知道在诺拉身上发生的事情。”
“请不要叫我牧师，我已经不是了。”
“我为你女儿的事情感到十分难过，先生。”
他露出了很温暖的笑容。
“谢谢，你是第一个表示慰问的人，戈德曼先生。最近两个星期，整个城里的人都在谈论我的女儿。所有的人都跑去看报纸，了解最新的情况。但是没有一个人来这里问问我的近况。除了记者，唯一会敲我门的人就是那些来抱怨噪声的人。在哀悼中的父亲总有点听音乐的权利吧，不是吗？”
“当然，先生。”
“你在写一本书？”
“我已经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写作了。能写出好书，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的出版商让我写一本关于这桩案件的书。他说这能重振我的事业，你会反对我写一本有关诺拉的书吗？”
他耸了耸肩。
“不会，如果这能帮助家长，让大家更加谨慎的话。你知道吗？我女儿失踪的那天，她就在她的房间里，而我就在车库里，开着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她房间的窗子是开着的，她就是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我没看好我的女儿。为家长们写一本书吧，戈德曼先生。父母们都想看好他们的孩子。”
“当时你在车库里干什么，当天？”
“我在修那辆摩托车，就是你看到的哈雷。”
“是辆不错的车。”
“谢谢，是当年我在蒙特贝利一家修车行里淘到的。当时修车的人说这个机器对他已经没有用了，于是他象征性地收了我五美元。这就是我女儿失踪的时候我在做的事情：我当时就是在修那辆不能再用的摩托车。”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是的，我的妻子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他站起身来，给我拿出了一本相册。他给我看了诺拉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他的妻子——路易莎。他们一家人看起来很幸福。他在完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和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令我感到很惊讶。我相信，他其实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再回忆一下他女儿的事情。他跟我说，他们是1969年的秋天从亚拉巴马州的杰克逊市来到这里的，那里的教区虽然在扩张，但是来自大海的召唤似乎更有吸引力。当时，欧若拉教区在寻找一个新的牧师，他就这样去了。来新罕布什尔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把诺拉抚养长大。那个时候，国内乱作一团：除了各种政治纠纷，还有种族之间的分离以及越南战争。特别是1967年在圣康坦发生的种族骚乱以及在纽瓦克和底特律黑人街区发生的动乱，让他们决定开始寻找一个远离一切纷争的避世之所。那一年，当他的小汽车拖着沉重的旅行挂车来到蒙特贝利满是睡莲的大池塘边上的时候，他正准备冲下斜坡开往欧若拉，远远地就看到了这个美丽而又安静的小城。那一瞬间，大卫·凯尔甘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惊喜万分。然而，又有谁能想到，六年后，他的女儿就是在这里失踪的呢？
“我曾经路过你的教堂。”我说道，“现在已经变成麦当劳了。”
“现在整个世界都快要变成麦当劳了，戈德曼先生。”
“那个教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年以来，这里一直风平浪静。但在诺拉失踪后，一切都改变了。好吧，或许只有一件事情改变了：那就是我不再相信上帝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孩子们是不会失踪的。从此，我开始为所欲为，但是没人敢赶我走。渐渐地，这个教区就重新分崩离析了。15年前，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欧若拉教区和蒙特贝利教区合并。他们把教堂的房子也卖了，现在，教徒们每个星期日都去蒙特贝利。在诺拉失踪之后，我虽然是六年后才正式辞退职务的，但是在这期间，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履行我的职责了。教会还是一直给我发放年金，而且他们几乎没要什么钱就把这幢房子转让给我了。”
大卫·凯尔甘然后给我讲述了那些年在欧若拉幸福无忧的日子。他说，这是他一生最美的时光。他还记得那些夏日的夜晚，他准许诺拉在挑棚下一整个晚上“挑灯夜读”的场景，他多么希望那些夏夜永远都不会结束。他还跟我说起他的女儿会把在“克拉克之家”每星期六挣到的钱攒下来，然后她想用这笔钱去加利福尼亚追寻她的明星梦。而他每次去“克拉克之家”的时候也会很骄傲，因为他总会听到客人们还有奎因夫人对她都是那么满意。在她失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会问自己，她是不是去了加利福尼亚。
“为什么要走呢？”我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她想要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他反问道。
“那哈里·戈贝尔呢？你很了解他吗？”
“没有，了解一点点吧。我遇到过他几次。”
“一点点？”我有些惊讶，“但是你们在同一个城市里住了30多年。”
“并不是所有的人我都认识，戈德曼先生。而且你也知道，我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那件事是真的吗？哈里·戈贝尔和诺拉？他真的为她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意味着什么，戈德曼先生？”
“实话实说，我觉得你的女儿爱着哈里，哈里也爱着她。这本书讲述的是两个人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而不能相爱的故事。”
“我知道。”他大声道，“我知道，这么说，那个戈贝尔只是用所谓‘社会阶层差异造成的隔阂’代替了‘变态情感遇到的阻碍’，这样他的故事也就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然后他就能卖几百万册？他把和我的女儿——我的小诺拉之间发生的淫乱故事写成了书，所有的美国人都读过，并且竟然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一直对它拍手叫好！”
凯尔甘牧师失去了平静，他吐出最后几个字时带着的怒气，简直让我不敢相信是从这样一位外表孱弱的人的嘴里面迸出来的。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绕着圈踱起了步子，好像怒气还是难以平复。而巨大的音乐声也一直在空气中回荡。
我对他说：“哈里·戈贝尔没有杀害诺拉。”
“你怎能如此确定？”
“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到确信无疑，凯尔甘先生。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的存在才会如此复杂。”
他撇了撇嘴：“你想知道什么事情，戈德曼先生？你来这里应该是想要问我一些问题吧？”
“我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你女儿失踪的那一天，你没有听到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
“一些邻居说，当时听到了一些叫声。”
“叫声？没有任何叫声。当时在这幢房子里面，我没有听到什么叫声。怎么会在别的地方反而听到了呢？那天，我整个下午都在车库里。七点钟过后，我开始准备晚餐，于是到她的房间里去找她，让她来帮帮我，但是她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一开始还在想她可能是去散步了，虽然她并不会经常这么做。我等了一会儿，然后由于很着急，就到街区里转了一圈。我在人行道上还没走几步，就撞见了一群邻居。他们都说，在河溪路边发现了一位浑身是血的年轻姑娘，到处都是警车，整个地区都被封锁了。我马上跑到最近的一个邻居家，给警察局打了电话，告诉他们，那个姑娘可能是诺拉……她的房间就在一楼，戈德曼先生。30多年来，我一直问自己，我的女儿到底怎么样了。我也经常对自己说，假如我还有其他孩子的话，我会让他们睡在阁楼里。但是，我没有其他孩子了。”
“在你女儿失踪的那个夏天，你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没有，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相信。这是另外一个我经常问自己但同样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