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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漫漫教学周的最后一天，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离校回家。我望了望窗外愈发阴暗的天空，又看看教师休息室内，除非是愿为教育事业献身，有哪个老师愿意留在学校“加夜班”呐。要不是因为与会人员过分沉浸于高谈阔论、各抒己见，我们本来早就可以赶在学生到家之前回家的。会议好不容易进行到最后一个议题，唯一可能拖延会议结束的就只剩下“还有需要补充的吗？”这项议题了。校长就运动会表演节目一事发表了意见、休伯特副校长就学校操场附近那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发表了建议、凯伦老师就教职工专用饼干桶“空仓”事件发表了看法——她说这件事的时候一直看着我这边。说到这儿，所有的议题应该都讨论完了吧！
休伯特为运动会加了几个节目，使得表演节目的学生人数尽可能多、表演时间尽可能长。这一决定相当于一纸判决书，给所有体重数值大于智商数值的学生——也就是大多数学生——判了刑，刑期是一个漫长而孤独的下午。校长要求所有人提高警惕，提防操场上某个形迹可疑的家伙。其实这个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家伙搞不好只是个路过操场的无家可归之人、要去学校后面的救世军大厅寻求帮助而已。凯伦老师的议题激起在座不少人的热情，大家纷纷抱怨说某个有糖瘾的堕落分子每天早上十点之前就把饼干桶里的饼干扫荡一空。我默默地听着大家的抱怨，撅着嘴假装事不关己地盯着天花板。
这时休伯特突然说道：“不好意思各位，还有一件事。”他假惺惺地微笑着，惯有的单一语调此时此刻有种特别的催眠效果。真想不通他这种人怎么够格从事教育行业，但回头想想像他这样的老师不在少数。其实我俩这学期早已交过火，我们互相看不顺眼也毫不掩饰对彼此的反感。他的大号灰白色西服罩在瘦削的骨架上好像穿了件寿衣似的，寿衣袖子盖住了他细长的手指。每当休伯特需要解释什么的时候就会耸耸肩以便把手指露出来，他偏偏经常觉得有必要自我解释。此人对待同事经常居高临下，我很反感他这种态度。
我沉沉地呻吟了一声，同时给坐在我旁边的凯伦老师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凯伦教我隔壁那个班，她懂我是什么意思——想把折磨人的会议再拖长一点儿吗？这事交给休伯特准没错！
休伯特接着说道：“咱们必须得谈谈这些烦人的手机，我不喜欢不分场合地用手机”。
凯伦赶紧把手机藏起来免得被休伯特杀鸡儆猴。她和我虽然不是同辈，却能谈得来。来这儿教书之前她在另一个街区的梅普尔戈罗夫学校任职。她向我吐露说自己在上一个学校把能犯的错都犯了，正是汲取了这些经验教训她才如此胜任这儿的工作，她的学生们，还有我，大家从一开始就很喜欢她。尽管年龄差距很大，我俩对大多数问题都所见略同。我向她传授我的长者智慧和生活阅历，她回之以不屑。
我忍不住插嘴——违反了会议规定的第一条：未经允许不得发言——说道：“手机？手机能有什么问题？”
休伯特挺了挺胸说：“丹德里奇老师，我已经就校园内不合理使用手机的情况展开了多次调查，看来你并不知道这一点。当然了，虽说我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及时，但是我身为副校长冗务缠身，这件事已经占用了我很多时间和精力。”
他瞄了校长一眼，希望对方首肯。我最反感的就是这家伙的假意谦虚，他每说一句话就看一眼校长，一旦对方面露难色他就立刻一百八十度转变立场，活脱脱就是个拉选票的政客。
校长接下他的话茬说道：“是的，我也认为这些麻烦的手机已经引发了太多问题，当初要是把手机查禁就好了。”说完学着休伯特耸了耸肩，使众人注意到他逢会必穿的那件显示权威的黑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