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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幸好还有他祖母牢牢地镇守那个家，所以那孩子才能勉强长那么大。婆婆还没老得动不了以前，一直拼命打工或做兼职赚钱，不然他们早就变成游民了，游民，你懂吗？”
社长应该是在同情他们吧，但是语气很粗鲁。在他的叙述中不时流露出只有了解内情的邻居才会有的肆无忌惮。
“那现在全靠外立一个人照顾祖母吗？”
“是啊，生活费应该是靠祖母领的养老金吧。因为那孩子从来就没有固定工作。”
祖孙俩省着用，又不用付房租，应该勉强过得去吧。
“我们好歹当了这么多年邻居，所以我当然也想照顾他。”萩原社长灵活地蠕动着嘴，“可是就算再怎么同情，你也知道，我总不能白养他吧。毕竟是外人，对吧？”
“是啊，没错。”
“这次出事之后，研治那家伙还被当成宝呢——那些记者拼命想从他嘴里套话。至少在我看来比较吃得开，当然，如果他们敢乱写我也不会保持沉默，可是研治太老实了，所以我也没阻止。因为觉得那孩子接受采访多少可以拿到一点钱，就算只是一点零用钱也好。”
“我也在电视上看到外立接受记者采访。”
“啊，是哦，”社长说着哼哼有声地点点头，“不过好像没赚到什么钱，报社根本不付钱，你说有这种道理吗？”
“应该要看情况而定吧。”
如果外立属于更核心的重要人物，想必记者会竞相采访他，费用也会水涨船高，可惜他只是个小配角。
“都怪我儿子不成材。”社长又生气了。看来他只要提到儿子就火大。“歇业或许是无可奈何，但我明明再三交代他要好好照顾研治，他居然丢下人家不管，又跑去搞什么戏剧。”
“这么说来，令郎又投入表演事业了。”
“正忙得起劲呢，好像在新宿还是涩谷租了一个像地窖的场地，演什么不来……不来洗车的戏。”
“是布莱希特<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吗？”
“总之就是那种前卫戏剧吧，剧名好像叫等待什么。成天只会说梦话，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表现得很火大，但好像还经常与儿子交谈。
“我问你，杉村先生。”社长确认我名片上的姓名后，又瞥了女办事员一眼，然后压低嗓门，“既然你认识去世的古屋先生，那你知不知道我儿子现在还有没有跟古屋晓子小姐见面？”
我不禁苦笑。“这可问倒我了，我也不知道。”
社长晃着厚实的肩膀叹气。“那阵子，他刚跟人家拉近关系就惹上警察，连我都没脸去有来往的银行，丢脸死了。可我儿子就是学不乖。”
“就我个人所知，他们俩现在好像没什么来往。就连之前有来往时，恐怕也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是吗，这样啊。”社长嘟囔道。
“时候差不多了。”我起身告辞，“那我不打扰了。我想去外立家看看，能否告诉我地址？”
真的很近。
当我正要走出办公室时，社长又连忙叫住我：“杉村先生，你说你是古屋先生的朋友，又是今多财团那种大公司的职员，所以我相信你，还把那些事情告诉你。但在研治面前，你可别让他知道我说了那些话。”
那当然，我回答。这位社长虽然亲切又多嘴，但他应该没有因为自己的多嘴而吃过苦头吧。他懂得看人说话，如果我不是长得一副——连北见都笑我的“大好人”面孔，如果我递上的是不同的名片，萩原社长的态度想必会完全不一样。
前来采访的电视台人员，碰上这个嘴里嚷着笨儿子败家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恐怕也伤透脑筋吧。一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好像比较愉快了。
“这个，你帮我送过去好吗？”社长慌忙从怀里掏出皮夹，猛催女办事员拿信封过来，然后把一万元塞进那只茶色信封，“你就说是我给的慰问金。研治那小子大概又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
据说从三天前就是这样，所以才会连“拉拉·巴西利”也没去打扫。
“他好像又发作了。但说是慰问金好像不妥吧，那样他大概不肯收。你就说是薪水好了，告诉他这是清扫费。”
“我知道了，那我先收下了。”
我接过信封出了办公室，正想往停车场的反方向走去，才发现组合式办公室彼端的灌木丛里矗立着一棵圣诞树。
陪我一起出来的萩原社长迎着寒冷的北风，整张脸皱成一团。
“员工说这样比较有过节的气氛，每年都会摆出来。”
那棵树不大，却是真的枞树，树上缠绕着缀满小灯泡的电线。到了晚上，想必会闪烁着美丽的灯光。
“明天就是平安夜了。”
“反正跟我们的生意没关系。”
说完，社长打了一个大喷嚏，拉紧外套的前襟回办公室里去了。
“研治”，原来是这两个字。我在日晒雨淋下已褪色的塑料门牌上看到用马克笔写的字才恍然大悟。
不知从何处隐约传来《圣诞铃声》的旋律，也许是小型商业街的扩音器播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