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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第三次打击接踵而至，不过这一次的性质有所不同。虽然芝加哥作为工业和商业发动机的地位已经广受认可，可是市里的名流听到纽约那边诽谤芝加哥没有文化资产时，还是非常敏感。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一位名为斐迪南·W·佩克的芝加哥名人提议修建一座有良好声音效果的巨型会堂，不仅能让吹毛求疵的东部人哑口无言，还能获取利润。按照佩克的想象，这座巨型的剧院应该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外壳中，里面设有酒店、宴会厅、办公室等。那些在金斯利餐厅（该餐厅在芝加哥的地位，等同于德尔摩尼哥餐厅在纽约的地位）吃饭的建筑师都认为这座大会堂的修建将是芝加哥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建筑作业，并极可能落入伯纳姆-鲁特公司囊中。伯纳姆也这么认为。
佩克最终选择了芝加哥建筑师丹克马·艾德勒。佩克清楚，如果没有出众的听觉效果，不论建成后外观多么令人惊艳，这座建筑都只会是一个败笔。而只有艾德勒在之前展现出了对建筑音效的把控能力。路易斯·沙利文当时是艾德勒的合伙人。他写道：“伯纳姆非常不悦，约翰·鲁特也不怎么高兴。”亲眼见到大会堂的草图时，鲁特说看来沙利文又要“毁掉一幢建筑物的外墙了”。
这两家公司从一开始就关系紧张，不过没人能预见多年之后，沙利文刻薄地贬损伯纳姆最杰出的作品会导致矛盾最终爆发。那时候沙利文自己的事业早已在酒精和悔恨中完蛋了。不过在此时，他们的关系还只是有些轻微的紧张，是一种微弱的震荡，就像钢铁在压力过重时发出的无声呐喊。两家公司关系的紧张源自对建筑本质和功用的不同见解。沙利文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艺术家、理想主义者。在自传中，他总是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他将自己描述为“一颗天真的心包裹在艺术里，包裹在哲学里，包裹在宗教里，包裹在美好大自然的福佑里，包裹在追求人类真相的路途中，包裹在对仁慈力量的坚毅信念中”。他称伯纳姆为“巨型商贾”，专注于建造最大、最高、最昂贵的建筑，“他迟缓、笨拙、缺根筋”。
一八八七年六月一日，工人开始建造大会堂。完工之后，这座奢华的建筑成了当时美国最大的私人建筑。大会堂内的剧院能容纳超过四千个座位，比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多一千二百个。除此之外，大会堂还配备了空调，使用的是让空气流经冰块的技术。大会堂的外围建筑包含商业办公场所、一座巨大的宴会厅以及一间拥有四百个豪华房间的酒店。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回忆道，只需扭动床头墙上的电动开关，他就能索要浴巾、文具、冰水、报纸、威士忌，或者请求擦鞋服务。大会堂变成了芝加哥最著名的建筑。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参加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最终，事实证明这些挫折在伯纳姆和鲁特的人生中只是小小的插曲。以后还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并且就在不算遥远的未来。不过，在一八九〇年二月十四日对世博会举办权进行投票这天，这两位合作伙伴看似注定要一辈子享受成功了。
《芝加哥论坛报》办公室外一片寂静。人们似乎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好消息。一个蓄着长须的男人是首先反应过来的人之一。他曾经发誓，除非芝加哥获得举办世博会的资格，不然绝不剃须。此时他爬上了不远处联合信托公司银行的台阶，在最高一级台阶上仰天长啸。一位目击者把他的声音比喻成火箭的轰鸣声。人群开始回应他的呼喊，不多久，两千多名男人、女人，还有小孩——大多是受雇来送电报和信件的——爆发出一阵欢呼，这声音就像一道迅猛的洪水，在钢筋水泥和砖瓦玻璃中冲出一道峡谷来。送信的小孩得到消息后就赶紧跑去送信，与此同时，送电报的男孩们也从邮政电报公司和西联汇款公司的办公室里狂奔出来，有的跳上了波普牌“安全”单车，有的去了太平洋大酒店，有的去了帕玛家园，还有的去了黎塞留馆、大会堂、惠灵顿酒店、密歇根湖畔和普莱利大道上的豪宅，各家俱乐部（芝加哥、世纪、联邦同盟会等），还有的去了一些奢华的妓院，特别是嘉丽·沃森之家，里面有许多秀色可餐的年轻姑娘，还有一直流淌的香槟瀑布。
一位送电报的男孩在黑暗中穿梭，来到了一条漆黑的小巷里。这里弥漫着水果腐烂的味道，除了他刚才离开的那条街上煤气灯的嘶嘶声外，什么都听不到。他摸索到一扇门，敲了敲，进入了一个房间，里面挤满了人，有年轻的，也有年迈的，好像都在交谈，有一些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屋子中央有一具棺材，是作为吧台使用的。屋内灯光昏暗，墙上挂着当作煤气灯外罩的头盖骨，还有一些头盖骨散落在屋子各处。墙上悬挂着一条绞人的绳套，还有各式各样的凶器，以及一条凝结着血块的毛毯。
这些人工制品告诉我们，这里是白教堂俱乐部的总部。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两年前开膛手杰克就是在一个名为“白教堂”的伦敦贫民区大开杀戒的。俱乐部主席的官方头衔就是“开膛手”。成员们主要是新闻从业者，会把从街头巷尾搜集到的凶杀故事带到俱乐部的聚会中来。墙上的凶器都是在真实凶杀案中使用过的，由芝加哥警方提供；头盖骨是不远处一家精神病院的医生提供的；那条毛毯是一位俱乐部成员在报道美国陆军和印第安苏族的交战情况时获得的。
刚刚得知芝加哥赢得了世博会的举办资格，白教堂俱乐部的成员们就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昌西·迪普。此人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纽约，以及纽约这次的申请运动。迪普曾经答应过白教堂俱乐部的成员们，如果芝加哥赢得了世博会举办资格，自己将出席俱乐部的下一次聚会，被开膛手本人开膛破肚——在他看来，这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不过在白教堂俱乐部这种地方，谁又能保证呢？就拿俱乐部当作吧台的棺材来说，它就曾被用来运送一位自杀成员的遗体。在运回他的遗体后，俱乐部成员们把棺材拖到了密歇根湖畔的印第安纳沙丘，在那儿堆起了一座巨型柴堆。他们将遗体放置在柴堆顶端，随后点燃了柴堆。他们举着火炬，穿着黑色带帽长袍，围绕着葬礼的火堆为逝者吟唱颂歌，时不时还啜两口威士忌。俱乐部还有另一个传统，派遣会员身着长袍来绑架造访俱乐部的名人，并用一辆蒙上了窗户的黑色马车将他们悄无声息地运走。
最后一轮投票结束后二十分钟，俱乐部的电报就到达了迪普手中。此时芝加哥的国会代表团正在白宫附近的威拉德酒店准备庆功。电报上问：“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您躺在我们的解剖台上？”
迪普立刻回了信：“本人随时待命，在今天的事件之后，我已经准备好将自己的身躯奉献给芝加哥的科学研究。”
虽然迪普非常大度地承认了失败，但他仍然怀疑芝加哥是否真正清楚自己面临的挑战。“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展会刚刚在巴黎落幕，”他告诉《芝加哥论坛报》，“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拿来和它对比。如果能做得一样好，当然是成功。如果能有所超越，那就是大获全胜。如果没有巴黎好，全美国人民都会拿你们是问，问你们为什么要这么不自量力。”
“当心，”他警告道，“保重！”
芝加哥迅速成立了一家正式的公司来筹建世博会，取名为哥伦布世博会公司。官方低调而明确地表示将任命伯纳姆和鲁特为首席设计师。自巴黎世博会以来的重建国家自尊和卓越形象的重压就落到了芝加哥肩上，芝加哥继而又将它稳稳地——至少目前是小心谨慎地——放在了鲁克利大楼的顶层。
失败是无法想象的。伯纳姆清楚，世博会如果不成功，国家的荣誉会受损，芝加哥会蒙羞，他自己的公司也要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不论伯纳姆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编辑，要么是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告诉他美国期待展馆能按时完工，而且能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世博会。之前光是建造大会堂就花费了近三年时间，并且把路易斯·沙利文逼到了身体崩溃的边缘。如今时间限度几乎一样，交给伯纳姆和鲁特的任务却不亚于建造一整座城市——如果只是随便一座城市还好，可要建得足以超越光芒四射的巴黎世博会，就太难了。世博会还要能够盈利。在芝加哥的领导者看来，收益性和自身及城市荣誉息息相关。
以传统的建筑标准来看，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如果单枪匹马，没有任何建筑师能将其完成，不过伯纳姆相信，如果齐心协力，则一定可以成功，因为他和鲁特有足够坚定的意志，还有良好的默契和丰富的设计经验。他们俩已经齐心协力战胜了地心引力，并且征服了芝加哥“秋葵浓汤”一般的黏土土质，永久地改变了都市生活的品质。如今，只要继续携手，他们一定会建好世博会，改写历史。他们一定能成功，因为非成功不可，不过挑战异常巨大。迪普关于世博会的言论很快就令人生厌，但这个人有一种用精妙而简洁的语言将局势本质一语道破的本领。“芝加哥就像个男人，娶了个家里有十二口人的女人，”他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然而，哪怕是迪普都没有预见到压在伯纳姆和鲁特肩头的负担有多重。在这一刻，迪普、伯纳姆和鲁特都只看到了这个挑战最基本的两个维度——时间和金钱，而这两样就足以让人吃不消了。仿佛只有爱伦·坡才能构思出接下来的剧情。
<a href="#noteBack_1" id="note_1">[1]</a>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布莱尔县诺福克南部匹兹堡线上的三轨铁路，1966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