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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便携式无线电设备,警探执行任务时一般用它来联络,问题是对讲机数量有限,无法给所有人都配备。当时我是想回家,就没想着带,因为我要等到第二天晚上接班时才回警察局,要是我拿走一部,第二天白天执勤的警察就会少一部对讲机用。”
“你无法用对讲机呼叫后援,那怎么不用电话?”
“那儿是个住宅区,我倒是可以开车去找公用电话,或者敲邻居的门。可当时已是凌晨一点,我觉得没有人会马上给一个自称是警察的男人开门。时间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我没有时间,不得不独自上去。”
“后来发生了什么?”
“想到有人可能有危险,我没有敲门就举着枪闯了进去。”
“踢开了门?”
“是的。”
“你看到了什么?”
“首先,我自报身份,喊了一声‘警察’,往屋里走了几步。那是一个单间小公寓,我看见一名男子站在床边,后来确认他就是丘奇。那张床是一张展开的沙发床。”
“他在干什么?”
“他站在床边,没穿衣服。”
“你有没有看见其他人?”
“没有。”
“后来呢?”
“我大喊了几声‘别动’‘不许动’之类的话,又往屋里走了几步。起初他没动,接着他突然把手伸向床,在枕头下面摸索。我大喊‘别动’,可他还在继续。我看他胳膊的动作就像手里抓住了什么东西,而且开始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我开了一枪,击毙了他。”
“你觉得你离他有多远?”
“我离他二十英尺。房间很大,我们分别站在两头。”
“他马上就死了吗?”
“很快就死了。他倒在床上。后来的尸检证明,子弹从他的右臂下方射入——也就是他伸向枕头的那条胳膊——钻进胸腔,击中了心脏和两肺。”
“他倒下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靠近床边,检查他是否还活着。当时他还活着,所以我铐住了他。过了一会儿他死了,我拿起枕头,下面没有枪。”
“下面有什么?”
博斯转过头,直勾勾地盯着钱德勒,说:“真是个生命中的难解之谜,他伸手要拿的是一顶假发。”
钱德勒正在低头奋笔疾书,听到博斯的话马上停下来,抬起头,两人的眼神短暂地交会,钱德勒说:“法官大人,我反对。”
法官支持了钱德勒,宣布博斯“生命中的难解之谜”这一说法无效。贝尔克又问了几个跟枪击现场有关的问题,接着讯问转向对丘奇的调查。“你不再参与案件调查,是这样吗?”
“是的,按照惯例,他们安排我做些办公室工作,同时调查我在枪击事件中的行为。”
“那么,专案组对丘奇身份的调查结果你是否知情?”
“知道个大概。因为调查也有我的功劳,所以他们把结果告诉了我。”
“你知道些什么?”
“卫生间柜子里的化妆品属于九名受害者。”
“诺曼·丘奇杀害了那些女人,对此你可曾有过怀疑,或者听到其他调查员质疑?”
“对于其中九名受害者?我坚信不疑,从未怀疑过。”
“那么,博斯警探,你听过维乔雷克先生的证词,他说第十一名受害者雪琳·肯普遇害时,他正和丘奇先生在一起,作为证物展示的录像带你也看过,有没有引起你的怀疑?”
“的确引起了对案子的怀疑,但是雪琳·肯普不属于那九名受害者之列,丘奇的公寓里没有她的化妆品。我和专案组所有人都坚信杀害那九个女子的凶手就是丘奇。”
钱德勒反对博斯为专案组其他成员代言,法官认为反对有效。贝尔克换了个话题,他不想贸然谈论更多关于第七和第十一名受害者的事。他的策略是避免提及第二个杀人犯,把这个问题留给钱德勒,如果她想揪住这一点,会在交叉讯问时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