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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演绎法的研究
夏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取下一瓶药水，又从一只整洁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皮下注射器。他用白皙、强健的长手指装好了纤细的针头，挽起了左臂的衬衫袖口。接着，他对着自己肌肉发达的胳膊凝神沉思了一会儿，那儿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孔。终于，他把纤细的针头扎进肌肉，推动小小的活塞，然后躺在绒面的扶手椅里，满足地长吁一大口气。
几个月以来，我每天都要目睹他做三次这样的动作，但是始终不能对此习以为常。相反，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这种情形使我越来越烦躁不安。每当夜深人静，一想起我缺乏勇气阻止他，就感到良心不安。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说，要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他。但是他那淡漠冷静、若无其事的神情，让我觉得要想使他轻易地听取朋友的忠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卓越的才能，不凡的气度，以及在和他共处时，领教到的他那超群的本领，这一切都使我踌躇胆怯，不敢去劝阻他。
但是，这天下午，不知是我在午饭时喝了些波恩红葡萄酒，还是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我，我突然感到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
“今天注射的是什么？”我问他，“吗啡还是可卡因<a id="z13" href="#bz13">13</a>？”
他刚打开一本旧的黑体活字印刷的书，听到我的问话，他无精打采地抬起头来。
“是可卡因，”他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你想试试吗？”
“我才不试呢，”我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的体质至今还没有从阿富汗战役的损害中恢复过来。我可不愿让它再受到任何摧残了。”
他对我过激的言辞笑了笑。“华生，也许你是对的。”他说，“我明白这对身体是有害的，可是我发现它能强烈地刺激大脑，使大脑异常清醒，所以，其副作用也就无关紧要了。”
“可是你要想想，”我诚恳地说道，“算算你付出的代价！也许像你所说的那样，你的大脑能够因刺激而兴奋起来，然而这正是一种病变的过程。它会引起人体组织不断地发生变化，最轻微的也会导致长久的衰弱。你也清楚这种药会引起不良反应，实在是得不偿失。为什么你仅仅为了一时的快感，损毁你天生具有的卓尔不群的才能呢？你应该明白，我不单是作为一个朋友在劝告你，而且还是一个对你的健康在某种程度上负责任的医生才说这番话的。”
他看起来并没有生气，反而把自己的手指尖顶在一起，两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像是一个对交谈很感兴趣的人。
“我的脑子，”他说道，“不能停止思考。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或者最错综复杂的分析工作，这样我才感觉回到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才能不依赖外在的刺激。我非常憎恶单调乏味的生活，我渴望保持精神上的兴奋，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这种特殊职业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创造了这个职业，因为世界上从事这种职业的仅仅就我一个人。”
“唯一的私人侦探吗？”我抬眼问道。
“唯一私家咨询侦探，”他说，“在侦探方面我是权威的最高裁决机关。当格雷森、雷斯垂德或阿瑟尼·琼斯束手无策的时候——顺便说一下，这是他们通常的状态——他们就把这些难题摆在了我面前。我以行家里手的身份，审查材料，并发表一个专家的意见。我这样做并不要求任何的荣誉，报纸上也从不刊登我的名字。工作本身为我特殊的才能提供了用武之地，这种快乐就是对我最高的奖励。你不是已经亲眼所见我在杰弗逊·霍普案中的工作方法了吗？”
“是的，的确如此，”我诚恳地答道，“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让人如此震撼的事件。我已经把这件事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取了一个新颖的标题——《血字的研究》。”
他失望地摇了摇头。
“我大致看过一遍，”他说，“坦白地说，这本书写得并不真实。侦探学是一门学问，或者应该说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因此应该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它，并且不能掺杂任何感情色彩。你却使它染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这样产生的效果就如同是在几何定理里掺进了爱情故事或者私奔事件一样了。”
“但是，这件事中确实存在一些浪漫因素，”我反驳道，“我不能篡改事实。”
“有些事实可以不提，或者，在处理这些事情时至少要清楚哪些是重点部分。那件案子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怎样运用严谨的分析推理，从事实的结果中找出原因，我就是根据这一推理成功破获此案的。”
我写那篇作品，原本是想使他高兴的，没想到反而受到了他的批评，心中大为不快。我也承认正是他自尊自大的神情激怒了我，那种神情似乎要求我的作品必须字字句句全部用来描写他个人的行为。和他同住在贝克街的那些年中，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我那朋友在冷静和说教的态度下，总隐藏着一些虚荣。我不愿再说什么了，只是坐在那儿抚摩我受伤的腿。我的腿以前曾被阿富汗长滑膛枪子弹打穿过，虽然走路不成问题，但是一遇天气变化就疼痛得让人心烦意乱。
“最近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福尔摩斯停了一会儿，给烟斗装满了烟丝，接着说道，“上星期就有一个叫作福朗斯瓦·勒·维拉尔得的人来向我请教，你也许知道，这个人近年来在法国侦探界里已崭露头角。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的敏感的直觉，但是却缺乏进一步提高他的技术水平所必需的广泛而精确的知识。他所请教的是与一件遗嘱相关的案子，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特征。我提供了两个类似的案子给他作参考：一件是一八五七年发生在里加的案件，另一件是一八七一年发生在圣路易斯的那个案子，这两个案子使他深受启发。这儿有一封今天早晨接到的他寄来的感谢信。”
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张皱皱巴巴的外国信纸。我随便扫了一眼，信中夹杂着许多溢美之词，什么“伟大”“技艺高超”“有力的行动”等等，足以表明那位法国人对福尔摩斯充满了热情洋溢的感激之情。
“他好像是一个在对老师说话的小学生。”我说道。
“哦，他把我所给他的帮助评价得太高了。”夏洛克·福尔摩斯淡淡地说，“他自己也具有非凡的才能，具备一个理想的侦探家所必须具备的大部分才能。他善于观察，推理能力也很强。他唯一缺少的就是学识，不过假以时日，他是能够获得的。他现在正把我的几篇不值得一提的作品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哦，你还不知道吧？”他笑了起来，大声说道，“很惭愧，我写过几篇专题文章，全是技术方面的。举个例子，有一篇是《论各种烟灰的辨认》。在那篇文章中，我列举了一百四十种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的烟灰，还用彩色的插图说明各种烟灰之间的差别。这个重要的证据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常常出现，有时还是全案最重要的线索。比如说你能确定某一个谋杀案是由一个抽印度雪茄烟的人干的，这样，你的侦查范围显然就缩小了。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印度雪茄烟黑色的烟灰和‘鸟眼’的白色烟灰的区别，就如同白菜和土豆的区别一样明显。”
“你对于细节问题确实具有非凡的天赋。”我评论道。
“我特别重视它们的重要性。这儿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脚印跟踪的专题文章，里边还谈及如何使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这里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论文，论述了一个人的职业对他的手形的影响，并配有石匠、水手、木刻工人、排字工人、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等不同的手形插图。这些对于科学办案是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的，特别是在遇到无名尸体案和确定罪犯身份的时候。我只顾谈论我的嗜好，让你感到乏味了吧？”
“一点也不。”我真诚地回答道，“对我来说，这是再有趣不过的事情了，尤其是我曾经有机会亲自看见过你是如何应用这些方法的。你刚刚谈到观察和推理，显然，这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呢。”
“啊，那可不一样。”他舒适地靠在扶手椅椅背上，嘴里吐出一圈圈浓浓的蓝烟，“举例来说，根据观察发现，你今天早上去过韦格摩尔街邮局，而通过推理，我知道你在那里发了一封电报。”
“对啊！”我说，“一点不错！但是我搞不懂，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那是我一时心血来潮去的，而且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这件事本身就很简单，”他说道，看到我惊奇的样子，他笑了起来，“简单得近乎可笑，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但是解释一下倒可以界定观察和推理的范围。我观察到有一小块红色的泥土沾在你的鞋面上，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从路上挖出来的泥土，堆积在人行道上，走进邮局的人就只有从泥土上面踏过去。那里的泥土带有一种特殊的红色，据我所知，周边再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了。这些都是从观察上得到的，剩下的就都是推理了。”
“那么你是怎么推断出我去发电报呢？”
“哦，当然我知道你没有写过一封信，因为今天整个上午我都坐在你对面。在你的桌子上面，我还看见有一整张邮票和厚厚的一捆明信片。那么，你到邮局去除了发电报还会做什么呢？排除其他所有因素，剩下的一定就是事实了。”
“这件事确实是这样的，”我想了一会儿说道，“正像你说的那样，确实太简单了。如果我让你的理论接受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你会不会认为我鲁莽无礼呢？”
“恰恰相反，”他答道，“这倒可以使我免去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你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非常乐意探究的。”
“我曾听你说过，任何一件小物品，经过日常使用之后，定会在上面留下一些能反映使用者特征的某些痕迹，而一个受过训练的观察者会很容易把这些特征辨认出来的。现在我这里有一块最近得到的表，你能不能从这表上面发现它旧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呢？”
我把表递给了他，心里暗自感到有些好玩。因为我认为这个考验是无法通过的，算是我给他平日所表现出的武断作风一个教训吧。他掂了掂手中的表，目不转睛地端详着表盘，然后又打开表的后盖，检查里面的零件，先用肉眼，接着又用高倍放大镜观察。最后，他合上表盖，把表还给了我。他垂头丧气的表情差点使我笑了出来。
“上面几乎找不到任何痕迹，”他说，“因为这块表最近被清洗过，把最能给人暗示的痕迹清理掉了。”
“不错，”我回答道，“这块表是经过清理之后才落到我手中的。”我心中暗自责备我的朋友竟然用这种最蹩脚和最无力的借口来掩饰他的失败。就是一块未经清理的表，又能发现什么有助于推理的痕迹呢？
“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的观察并非一无所获。”他用梦幻般的茫然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说道，“如果说得不对，请你指正。我断定这块表是你哥哥的，他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毫无疑问，你是从表的背面上所刻的H.W.两个字母推测出来的吧？”
“确实是这样的。字母W代表你的姓。这块表大概是五十年前制造的，表上刻的缩写字母和表一样的陈旧，所以我知道这是上一辈的产物。按照习惯，凡是珠宝一类的东西通常是传给长子，长子很有可能袭用父亲的名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父亲已去世多年，因此，我断定这块表在你哥哥手中。”
“这些说得都对。”我说，“还有别的吗？”
“他是一个不注重整洁的人，非常懒散而且粗心大意。当初他前程似锦，可是他把好机会都白白放弃了，所以常常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偶尔也有境况好转的时候，最后因为酗酒而死。这就是我推断出来的。”
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心烦意乱地在屋内转来转去，无限辛酸涌上心头。
“福尔摩斯，你真够卑鄙的。”我说，“我真不敢相信，你的道德竟然会败坏到这种地步，你一定对我哥哥不幸的过去事先做了调查，现在假装用一些奇怪的方法，推断出这些事实。你甭指望我会相信这些事实都是你从这只旧表上观察到的！坦白地讲，这种行为一点都不友好，甚至有些江湖骗术的味道。”
“我亲爱的医生，”他和蔼地说，“恳请你能原谅我。我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纯理论的问题来进行分析，却忽视了这对你而言可能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向你保证，在你把这块表给我观察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你还有一位哥哥的。”
“可是你怎么能如此神妙地得知这些事实呢？你所说的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绝对正确的。”
“啊！那只是运气使然，我只是在思量之后说出事实的可能性，并没想到会如此丝毫不差。”
“那么并不仅仅是猜测出来的了？”
“不，不，我从来不猜测。猜测是一种极度糟糕的习惯，它对于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你之所以觉得难以理解，是因为你没有了解我的思路，没有注意到那些细小的事实，而重大事件通常是从那些细小的事实中推断出来的。比如说，我开始曾说你哥哥非常粗心大意。你注意表壳的下方，不仅边缘上有两处凹痕，整个表面还有无数的划痕，这是因为他习惯把表和其他硬物（如硬币和钥匙）一起放在衣袋里的缘故。能够随随便便地对待一只价值五十多英镑的表，这样的人一定是非常粗心大意的，看出这点当然不需要什么多高明的技术。一个人若能继承如此贵重的物品，那么他在其他方面也是非常富足的，这样推论也绝不牵强附会。”
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他的推理。
“在英国，典当商的习惯做法是：每收到一块表，必定要用针尖在表的里面刻上当票的号码，这个办法比贴标签更为方便，可以防止号码遗失或者混淆。我用放大镜看过表壳内侧，发现了不少于四个这样的号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你哥哥常常手头拮据。另一个结论是：他有时景况不错，否则他就没有能力去赎回自己的典当品了。最后请你看看表的里盖的钥匙孔<a id="z14" href="#bz14">14</a>，钥匙孔的周围有数不清的划痕。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用钥匙划出那么多的沟槽呢？而每一个醉汉的表上没有不留下这些痕迹的。他晚上上发条时，由于手腕颤抖，所以留下了那些痕迹。这一切又有什么神秘的呢？”
“真是昭然若揭。”我说道，“很抱歉刚才错怪了你。你才能如此超群，我本应该更加信任你才对。请问你目前是否正在进行某件案子的侦查？”
“没有，所以才注射可卡因。停止转动脑筋，我就无法活下去了。除此之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请站到窗户旁边来。难道有过如此沉闷、令人沮丧而又无聊的世界吗？你看，那黄雾沿着街道滚滚而去，飘浮着穿过一幢幢暗褐色的房屋，还有比这个更使人绝望、更乏味无趣和卑俗的吗？医生，如果英雄无用武之地，才能非凡又有什么用呢？犯罪是平凡之事，生活也是平凡之事，除了这些平凡之事，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呢？”
我正准备开口回答他那激烈的言辞，忽然传来响亮的敲门声。我们的房东走了进来，端着一个黄铜托盘，上面放着一张名片。
“先生，一位年轻女士求见。”她对我朋友说道。
“玛丽·摩斯坦小姐。”他念道，“嗯！我一点也记不起这个名字。赫德森太太，请她上来。医生，你别走，我希望你留在这里。”
二 案情的陈述
摩斯坦小姐走进屋来，她步履稳重，仪态端庄。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身体娇小精致，戴着一副好看的手套，穿着十分得体。然而，一身简单朴素的衣服表明她经济上并不宽裕。她的衣服是用暗褐色的毛呢料做成的，没有花边也没有装饰，配着一顶同样暗色的小帽子，只是在帽檐边上别了一根白色的翎毛才显得不那么单调。她没有秀美的脸庞，也没有美丽的肤色，但是神情却很温柔可爱，一双天蓝色的大眼睛，饱满有神，含情脉脉。我见过许许多多国家的女人，跨越了三大洲，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谁的脸庞像她那样高雅而聪慧。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时，我看见她嘴唇微微颤动，两只手在发抖，种种迹象表明了她内心的紧张和激动。
“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来见你，”她说，“是因为你曾经为我的女主人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桩小的家庭纠纷，你的善良和才能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他若有所思地重复道，“我记得我是给过她一些微不足道的帮助。不过，我记得那是一件很简单的案子。”
“她可不认为简单。不过至少你不能说我所请教的案子也是同样简单吧。我很难想象还有其他事情比我现在的处境更奇怪、更令人费解的了。”
福尔摩斯双手互相摩擦着，两眼顿时光芒四射。他坐直了身子，在他那轮廓分明且像鹞鹰一般的脸上表现出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态。
“说一说你的案子吧。”他轻快而又郑重地说道。
我感到自己待在那里有些不便。
“请原谅，我失陪了。”我站起身来说道。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位年轻的女士伸出她戴着手套的手留住了我。
“假如你朋友，”她说道，“愿意你留下来的话，或许能够给我很大的帮助呢。”
于是我又重新坐了下来。
“简单地说，”她继续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曾经是一位驻印度的军官，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把我送回了英国。我母亲去世以后，因为在国内举目无亲，他就把我送到爱丁堡城一所非常不错的寄宿学校里。我一直到十七岁才离开那里。一八七八年，作为兵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我父亲请了一年的探亲假返回国内。他从伦敦发来电报说，他已顺利到了伦敦，催促我立即前往他住的朗汉姆旅馆见面。我还记得他的那封电报里洋溢着关切和慈爱。我一到伦敦就坐车赶到朗汉姆旅馆。服务人员告诉我说，摩斯坦上尉的确住在那里，不过昨天晚上出去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等了整整一天，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那天晚上，我听从了旅馆经理的建议，去警察署报了案，并在第二天早上的所有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我们的寻找毫无结果。从那天起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得到与我那不幸的父亲相关的任何消息。他满怀希望回到国内，希望过上安宁舒适的生活，可是……”
她将一只手放在喉部，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哪一天的事情？”福尔摩斯打开了他的记事本问道。
“他是在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失踪的，差不多是十年以前了。”
“他的行李呢？”
“行李仍然在旅馆里，但是从里面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有一些衣服和一些书籍，还有大量安达曼群岛的古玩，他曾经是那里监管囚犯的军官。”
“他在城里有没有朋友？”
“我们只知道一个舒尔托的人。他是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少校，和我父亲同在一个团里。这位少校不久前已经退伍，住在上诺伍德。我们当然与他联系过，但是他连自己的战友已经回到英国的事情都不知道。”
“真是一桩奇怪的案子。”福尔摩斯说道。
“我还没有告诉你最奇怪的事情呢。大约六年前——准确日期是一八八二年五月四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则广告，征询玛丽·摩斯坦小姐的住址，广告上还说如果她能回应，对她是有好处的。广告上没有署名，也没有附地址。那时我刚到塞西尔·弗里斯特夫人家里做家庭教师。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在报纸广告栏里登出了我的住址。就在同一天，有人通过邮局寄给我一个小纸盒，里面装着一颗很大的闪闪发光的珍珠，但没有附任何字条。从那以后，每年到了那一天，我总会接到一个相同的纸盒，里面装有一颗同样的珍珠，没有能发现有关寄东西的人的一丁点儿线索。这些珍珠经过内行人鉴定过，说是稀世之宝，价值连城。你们看看这些珍珠，的确非常美。”
她边说边打开了一个扁平的盒子，我生平从未见过的六颗上等珍珠便呈现在眼前。
“你所说的非常有意思。”福尔摩斯说道，“另外还遇到过其他的事情吗？”
“遇到过，而且就在今天。这也是我来向你请教的原因。今天早上我接到了这封信，请你自己看看吧。”
“谢谢，”福尔摩斯道，“请把信封也给我看一下。邮戳，伦敦西南区；日期，七月七日。啊！信封角上有一个大拇指印痕，估计是邮递员的。信纸的质量非常好，信封是六便士一扎的，写信人对信纸信封很讲究，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信上写道：
今晚七时请到莱西姆剧院外左边第三根柱子前等候。若有怀疑，请偕两友同来。你是受过委屈的女子，定将得到公道。切勿带警察来，否则一切皆成泡影。
你的不知名的朋友
“哦，确实，这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小秘密！摩斯坦小姐，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正是我要向你请教的呀。”
“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去。你和我，还有——噢，华生医生也是不可缺少的人。给你写信的人不是说可以带两位朋友吗，他和我一直在一起工作。”
“但是他肯去吗？”她用恳求的语调问道，表情非常诚恳。
“若能为你效劳，我将感到荣幸之至。”我热情地说道。
“你们二位真是太好了。”她说，“我和外界没有什么接触，没有什么朋友可以求助。我六点钟到这里来，应该可以吧？”
“不能再晚了。”福尔摩斯说，“还有一个问题，这封信上的笔迹和珍珠盒上的笔迹相同吗？”
“我把它们全部带来了。”她说着便拿出六张纸来。
“你真是一个模范的委托人，考虑得非常周全。咱们来看看吧。”他把那些信纸在桌上铺展开，然后飞快地扫视了一遍。“除了这封信外，其他的笔迹全是伪装的，”他立即说道，“但写信人的身份已不是问题。你看这个压制不住的希腊字母e是多么突出，还有最后这个字母s的螺旋状。毋庸置疑，它们都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摩斯坦小姐，我可不愿给你无谓的希望，但是这些笔迹与你父亲的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吗？”
“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我期望你会如此回答。那么我们六点钟等你过来。请你留下这些信纸，在去之前我可能还要再研究一下。现在才三点半。好啦，再见。”
“再见。”我们的客人答道，她用明快、友好的目光看了看我们，就把珠宝盒塞进怀里，匆匆离开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她轻快地沿街走去，直到她那暗色的帽子和白色的翎毛消失在昏暗的人群当中。
“真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女郎！”我回头向我的伙伴说道。
他已经重新点燃了烟斗，垂着眼睑靠在椅背上，无精打采地说道：“是吗？我怎么没有发现。”
“你真是个机器人——一台计算机！”我大声说道，“有时你简直连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
他微微一笑，大声说道：“不要让你的判断能力因一个人的特质而受到影响，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委托人，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单位——问题里的一个因素。感情作用会使清醒的理智受到影响。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我认识的一个最迷人的女人，曾经为了获取保险金而毒杀了三个小孩，最终被处以绞刑；我认识的一个最讨人嫌的男士，却是一位慈善家，捐赠了将近二十五万英镑用来救济伦敦贫民。”
“不过，在这个案子中……”
“我从来不作任何例外。规律没有例外。你不是也研究过笔迹的特征吗？对于这个人的笔迹，你怎么看？”
“字迹清楚、整齐，”我答道，“说明他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并且性格坚强。”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说道：“你看他写的那些笔画较长的字母，差不多都没有高过笔画较短的字母，那个‘d’看起来像‘a’，还有那个‘l’像‘e’。有个性的人字迹不管写得多么潦草，总是会明显地突出那些笔画较长的字母。他的‘k’字写得不大一样，写大写字母时又显现出有些自负。现在我要出去了，还有些问题要调查清楚。我推荐一本书给你，一本最卓越的著作，温伍德·瑞德写的《成仁记》，我一个小时后回来。”
我捧着那本书坐在窗前，但是思绪并没有停留在作者那些大胆的推测上。我还在想刚才来过的那位客人——她甜美的笑容、深沉圆润的声音以及她所遭遇的古怪神秘的事情。如果她父亲失踪那年她只有十七岁，那么现在一定二十七岁了——正是一个妙龄女郎，这个年龄的人稚气已经消退，人生经历已经使她变得端庄成熟了。我就这样坐在那里沉思默想，直到危险的念头闯进我的脑子里。于是我赶紧坐到书桌前，专心致志地看起最新的有关病理学的文章。我算什么呢？一个有着一条伤腿的军医，又没有多少存款，怎么敢有那样的念头呢？她只是案子里面的一个单位，一个因素——此外再不是别的什么了。既然我前途黯淡，最好还是像个男子汉一样勇敢地去面对它，而不能凭着虚无缥缈的想象，妄图使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三 寻求解答
直到五点半的时候，福尔摩斯才回来。他兴致勃勃，精神极好，一副热切兴奋的样子，一反他办案前的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的状态。
“这件案子没什么神秘的，”他端起我给他沏好的一杯茶，说道，“这些事实看起来只有一种解释。”
“什么？你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吗？”
“哦，还不能这么说。不过我已经发现了一件有启发性的事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线索，但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一些细节。我在查阅《泰晤士报》以前的合订本时，发现住在上诺伍德的前驻孟买陆军第三十四团的舒尔托少校，已经于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去世。”
“也许我的脑子太过迟钝了，福尔摩斯，我看不出这条信息透露出什么启发性的线索。”
“真看不出吗？你真出乎我的意料。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看这个案子吧。摩斯坦上尉失踪了。在伦敦，他可能去拜访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舒尔托少校，可是舒尔托少校竟说对于他曾来伦敦的事情毫不知情。四年以后，舒尔托去世了。就在他去世后一个礼拜之内，摩斯坦上尉的女儿便收到了一件贵重的礼物，从那以后每年收到一次。现在又收到了一封信，竟说她是一个被冤屈的女人。除了她失去自己的父亲以外，还有什么冤屈呢？另外，为什么仅仅在舒尔托刚刚去世，她就开始收到礼物了呢？难道舒尔托的继承人知道其中的秘密，想要借此弥补罪过吗？你对这些事实还有其他的看法吗？”
“如此弥补罪过，实在不可思议！还有，他为什么现在才写信，而不在六年前呢？再说，信上说要给她公道。她能得到什么公道呢？总不能假定她的父亲依然活在世上吧？而且你又不清楚她是否还遭遇过其他不公道的事情。”
“有一些困难，当然是有一些困难。”福尔摩斯沉思道，“不过我们今天晚上出去走一趟，就可以使案情真相大白的。啊，过来了一辆四轮马车，摩斯坦小姐正在里边。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必须下去了，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戴上帽子，拿了我那根特别笨重的手杖。我注意到福尔摩斯从抽屉里拿出了他的手枪，并把它放进了口袋里。显然，他认为今天晚上的事态特别严重。
摩斯坦小姐披着黑色的披风，她敏感的面容虽然还保持着镇定，可是脸色苍白。如果她对于我们今晚的冒险行动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的话，她的确比一般女子坚毅多了。不过，她的自制力确实非常强，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向她提出的几个新问题。
“舒尔托少校是我父亲特别要好的朋友。”她说道，“父亲在来信中经常提及这位少校。他们当年都是驻安达曼群岛军队的指挥官，所以经常在一起。另外，在我父亲的书桌里发现了一张无人能破解的奇怪的字条，我想它不一定和本案有关系，不过，也许你愿意看看，所以我把它带来了。就是这个。”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打开纸条，在膝盖上放平，然后用双层放大镜仔细审视了一番。
“这纸是印度当地造的，”他说道，“曾经在木板上钉过。从纸上的图表来看，它应该是一所大建筑物某一部分的样图，其中有不少的大厅、走廊和甬道。有个地方用红墨水画了十字，十字上方用铅笔写着‘左3.37’，字迹模糊不清。纸的左角上有一个古怪的符号，像是四个十字左右相接连在一起。在符号旁边潦草地写着‘四签名——乔纳森·斯茂，穆罕默德·辛格，阿巴杜拉·克汗，多斯特·阿克巴’。我实在不能断定这个和本案有多大关联。可是它显然是一个重要文件。这张纸一直被小心谨慎地收藏在皮夹子里，因为它的两面都很干净。”
“我们确实是从他的皮夹子里发现的。”
“请你好好保存它吧，摩斯坦小姐，可能将来对我们有用。现在我感觉这个案子比我最初所想象的更深奥，更令人费解。我需要重新整理一下思路。”
他仰身靠在车座靠背上。从他紧皱的眉头和心不在焉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他正在专注地思考。摩斯坦小姐和我小声地交谈着，聊着我们眼下的行动和可能的结果，但是我们的同伴始终缄默不语，一直到我们抵达目的地。
那天是九月的一个傍晚，还不到七点钟，天色已经变得昏暗，整个城市笼罩在浓浓的迷雾之中。令人压抑的团团黑云低悬在泥泞的街道上空。河滨马路两边的路灯暗淡不清，斑斑点点，将微弱的光线投射到满是泥浆的人行道上。还有淡淡的黄光从商店的橱窗里射出来，穿过迷茫的雾气，摇曳不定地照在拥挤的大街上。朦胧摇曳的灯光照射在川流不息的行人脸上，有的忧愁憔悴，有的欢天喜地，在我看来，显得有些荒诞和怪异。如同所有人的一生，从黑暗走向光明，又由光明返回黑暗。我不是很容易触景生情的人，但是这个阴郁沉闷的夜晚和我们将要经历的奇怪事情，使我不禁紧张不安、沮丧万分。从摩斯坦小姐的表情中，可以看得出，她和我是一样的感受。只有福尔摩斯没有受到外界的任何影响。他把笔记本摊放在膝盖上，借着随身携带的电筒的光亮，不时地记录一些数字和事情。
莱西姆剧院两旁入口已经被观众们围得水泄不通。剧院前，一辆辆双轮马车和四轮马车仿佛流水一般辚辚而至，从上面走下来一个个穿着晚礼服、胸前露着白衬衣的男人和披着围巾、珠光宝气的女人。我们刚刚走近约定的第三根柱子前面，一个身材短小、肤色黝黑、一身马车夫装束的精壮男子便走了过来，向我们打招呼。
“你们是同摩斯坦小姐一起来的吗？”他问道。
“我就是摩斯坦小姐，这两位先生是我的朋友。”她答道。
他犀利的双眼逼视着我们。
“请原谅我，小姐，”他态度强硬地说道，“你必须向我保证你的同伴中没有警官。”
“我可以保证。”她回答。
他吹了一声刺耳的口哨，就有一个街头流浪汉带过来一辆四轮马车。流浪汉打开车门，刚才和我们说话的那个人跳到车夫的座位上，我们也陆续在车内入座。还没等我们坐稳，马车夫已经扬鞭策马，马车急速地驰行在雾蒙蒙的街道上。
我们的处境真是非常奇特，既不知道去往何处，也不知道去做什么。邀请我们或者是一个纯粹的骗局——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假设——或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出行能够遇到重大的事情。摩斯坦小姐的态度仍然和以前一样地坚决镇定。我竭力设法使她高兴，逗她开心，还给她讲我在阿富汗的冒险经历。可是，说实话，我自己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感到惴惴不安，对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充满好奇，以至于我的故事讲得颠三倒四。直到今天，她还拿我给她讲的一个故事取笑我呢：一支步枪在夜深人静之时怎样钻进了我们的帐篷，我又是怎样用双管小老虎向它射击。最初，我还能弄清楚我们去的方向，可是没过多久，由于马车速度太快，大雾弥漫，加之我对伦敦又不太熟悉，很快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知道似乎已经走了很远的路程，其余的全然不知了。福尔摩斯对此却一清二楚，在马车穿过广场，穿梭在迂回曲折的小道上时，他都能轻声地说出所有的地名。
“罗切斯特街。”他说，“这是文森特广场。现在我们到了沃克斯霍大桥路。显然，我们正走向萨利区那边。对，没错，正是这样在走。我们现在上桥了，你们可以看见河水。”
我们果然看见了灯光照耀下的泰晤士河的景色，宽阔的河面光滑平静。但是我们的车仍在向前飞奔，不一会儿，就到达河对岸迷宫一样的街道中了。
“沃兹沃斯路。”我的伙伴又说道，“修道院路，拉克霍尔巷，斯托克维尔街，罗伯特街，冷港巷，马车好像没有把我们带往繁华热闹的地方。”
我们的确来到了一个可疑而又险恶的地方，两旁都是连续不断的灰暗的砖房，只是拐角处的小酒店放射出粗俗、刺眼的光芒，才使这个地方稍显生气。接着又是几排两层楼房的住宅，每幢楼房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随后是一片簇新的引人注目的砖造楼房——这个大都市在郊区扩建的新区域。最后，马车在新巷的第三个门前停了下来。其他的房子都还没有住人，我们停靠的那座房子和周围的房屋一样暗淡，只有厨房窗户里射出的一线微弱的光。我们刚一敲门，立刻就有一个印度仆人猛地把门打开了。他头戴黄色的包头，身穿宽大的白色衣服，系着一条黄色腰带。在这个普通三等郊区住宅的门前出现了一个东方仆人，显得十分诡异，很不协调。
“我的主人正等着你们。”他说道。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有人在里屋高声叫道：“吉特穆特迦<a id="z15" href="#bz15">15</a>，带他们到我这里来吧，直接来我这里。”
四 秃头人的故事
我们跟随那个印度仆人穿过一条肮脏、平常的甬道。甬道里光线昏暗，陈设简陋，走到靠右边的一扇门时，他一下子把门推开，顿时一道强烈的黄光照射在我们身上。在灯光下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他有着高而突出的脑袋，脑袋的边缘长着一圈刚硬的红发，中间的秃顶油光发亮，宛如杉树林中耸起的一座山峰。他站在那里，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副神情不定的样子——一会儿面带笑容，一会儿又愁眉苦脸，一刻也不能心平气定。他嘴唇下垂，露出一排非常明显的错落不齐的黄牙，不停地用一只手在脸的下半部晃来晃去，但是并不能起多大作用。他虽然已经秃头，但是给人的印象还很年轻，实际上他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摩斯坦小姐，我愿为你效劳。”他不断高声重复说道，声音尖细，“先生们，我愿为你们效劳。请到我的小屋子里来吧。房间很小，小姐，不过都是按照我所喜欢的样式布置的。这可是伦敦南郊荒凉的沙漠中一片小小的绿洲啊。”
走进屋子后，里面的景象使我们都大吃一惊。粗陋的房屋和摆设显得格格不入，就像一颗上等的钻石镶在一个铜托子上。墙壁上挂着极其华丽考究的窗帘和挂毯，有些地方用绳子卷了起来，中间露出裱贴得精美的油画和富有东方特色的瓶子。琥珀色和黑色相间的地毯又厚又软，踩在上面微微下陷，舒适极了，就像踏着一层苔藓一般。两张巨大的虎皮横铺在上面，一只印度大水烟筒立在屋角的席子上，更显得富有东方韵味的奢侈华贵。一盏银色的鸽子式的挂灯，悬挂在屋顶中央一根隐隐可见的金黄色的线上。灯火燃烧的时候，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我的名字叫塞笛厄斯·舒尔托，”矮个子男人说道，依然是神情不定，面带微笑，“你当然是摩斯坦小姐了。这两位先生是……”
“这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这位是华生医生。”
“啊，医生？”他兴奋地喊叫道，“你带听诊器了吗？我能否请你——你是否愿意帮我听一听？我怀疑我心脏的二尖瓣有毛病。我的大动脉还没什么问题，可是对于我的二尖瓣，我应该听听你宝贵的意见。”
按照他的要求，我听了听他的心脏，除了他因为极度紧张而导致的浑身发抖外，并没有发现什么毛病。
“心脏正常，”我说，“不用担忧。”
“摩斯坦小姐，请你原谅我的焦虑，”他轻快地说道，“我承受了太多的折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怀疑我的心脏不好。既然担忧是不必要的，我感到非常高兴。摩斯坦小姐，要是你的父亲当时能控制自己，不伤到他的心脏，他或许现在还健在呢。”
我气愤得真想当面给他一记耳光。这样一件敏感的事情，他竟然若无其事、随随便便就说出口了。摩斯坦小姐坐了下来，面色变得十分苍白。
“我心里早已明白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她说道。
“我会把所有一切都告诉你的。”他说，“并且，我还要为你主持公道，无论我哥哥巴索洛谬要说什么，我也要替你主持公道。我非常高兴把你的两位朋友也邀请到这里来，他们两位不仅仅是你的保护人，还可以见证我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咱们四人可以大胆地对付我哥哥巴索洛谬，但是我们不能让外人参与进来——不能有警察或官员。我们可以不需要外人的干预而圆满地解决我们之间的一切事情。要是把事情公开，我哥哥巴索洛谬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他在一把矮矮的靠椅上坐下，那双无神的、泪汪汪的蓝眼睛一眨一眨，充满期待地看着我们。
“对于我来说，”福尔摩斯说道，“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告诉别人的。”
我也点头表示同意。
“那就太好了！那就太好了！”他说，“摩斯坦小姐，我能否敬你一杯基安蒂红葡萄酒？或是透凯酒<a id="z16" href="#bz16">16</a>？我这里没有其他的酒。我开一瓶可以吗？不喝？那好吧，我相信你们不会反对我抽烟吧，这种东方烟草有柔和的香味。我有点儿紧张，我发现我的水烟弥足珍贵，能够起到很好的镇定作用。”
他用细蜡烛点燃了大烟斗，烟便从烟斗中的玫瑰香水中慢慢地飘了出来。我们三人围坐成一个半圆，头向前伸着，两手托着下巴。那个怪异而又不安的矮个子男人，坐在我们中间，高而突出的脑袋闪闪发光，忧心忡忡地吐出一团团烟雾。
“我一开始决定和你取得联系时，”他说道，“就应该把我的地址告诉你，可是担心你不重视我的请求，把一些不合适的人也带来了。因此，我就冒昧做出这种安排，让我的仆人威廉斯先和你们见上一面。我对他临机应变的能力是完全信任的。我叮嘱他，如果情况不妙，就不要把你们带来。请谅解这些有戒备的做法，因为我本人喜欢隐居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个情趣高雅的人，我认为再没有比警察一类的人更为粗俗的了。我天性就厌恶任何粗俗的实用主义，也很少同粗鄙的人接触。我的生活，就像你们看到的一样，周围都是高雅的气氛。我自命为艺术鉴赏家，这是我的嗜好。那幅风景画正是高罗特<a id="z17" href="#bz17">17</a>的真迹，尽管有的鉴赏家可能会对那幅萨尔瓦多·罗萨<a id="z18" href="#bz18">18</a>的作品的真伪有所怀疑，可是那幅布格罗<a id="z19" href="#bz19">19</a>的画毋庸置疑是真品。我特别喜欢法国现代派的作品。”
“舒尔托先生，请原谅我，”摩斯坦小姐道，“我被请到这里来，是因为你要告诉我一些事情的，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希望我们的谈话尽可能简短一些。”
“至少还需要一些时间，”他答道，“因为我们肯定还得一起到上诺伍德去，找到我哥哥巴索洛谬。如果我们要想战胜他，大家必须一同前往。他对我采取的合情合理的步骤很不以为然，惹得他大动肝火，昨晚我和他还争吵了很久。你们简直想象不出，他发怒的样子是多么恐怖。”
“如果我们还需要去上诺伍德，那最好马上就动身。”我冒昧地说。
他哈哈大笑，笑得满脸通红。
“那样做太冒失了。”他高声说道，“如果我突然把你们带到他面前，我真不知道他会怎样说。不，我必须事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彼此的处境。我要告诉你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段故事里还有一些地方连我自己都没弄明白呢。我只能把我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你们。
“我的父亲，可能你们已经猜到了，就是过去在印度军队里的约翰·舒尔托少校。大约十一年前，他退役回来，住到上诺伍德的樱沼别墅。他在印度赚了不少钱，带回来一大笔钱和很多名贵的古玩，还有几个印度仆人。有了这些资本，他就买了一幢房子，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我父亲只有两个孩子，我和巴索洛谬，我们是孪生兄弟。
“我还清楚地记得摩斯坦上尉失踪时所引起的轰动，详情还是从报纸上了解的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曾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所以常常毫无顾忌地在父亲面前讨论这件事。他有时也和我们一起揣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丝毫也没有怀疑过，他竟然知道这个案子的全部秘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阿瑟·摩斯坦的命运。
“不过，我们的确也知道有些秘密存在我父亲心里，一种神秘的恐怖威胁着父亲。他不敢一个人出门，还雇请了两个职业拳击手为他守护樱沼别墅。今天为你们赶车的威廉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获得过英国轻量级拳击赛的冠军。我父亲对他所害怕恐惧的事只字不提，但是他对装有木腿的人表现出极度的厌恶。有一次他用枪打伤了一个装有木腿的人，结果那人只是一个来兜揽生意、并无恶意的商贩，我们不得不赔了好大一笔养伤费才算了结。我哥哥和我开始时以为这不过是父亲一时的冲动罢了，但是后来发生的一桩桩事情，才使我们改变了先前的看法。
“一八八二年春，我父亲接到了一封从印度写来的信，这封信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读完这封信后，差点晕倒在早餐桌旁。从此他就一病不起，一直到离开人世。关于信的内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在他拿着那封信的时候，我能看出信很短，并且字迹潦草。多年来他一直患有脾脏肿大的病，这一下，病情急剧恶化。到了四月底，医生告诉我们，他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叫我们去听他最后的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