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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福尔摩斯两人对坐在他的贝克街寓所的壁炉前。他说道：“亲爱的兄弟，生活的奇妙超乎人们的想象何止千百倍；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敢想。如果我们可以手拉手地飞出那扇窗户，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翱翔，轻轻地掀开那些屋顶，窥视里边正在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事情——离奇的巧合、秘密的策划、激烈的争执以及令人大吃一惊的一连串事件，这类事件不断地发生着，导致种种荒谬奇怪的结果，这就会让所有老生常谈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回答道，“一般来说，报纸上报道的那些案子都十分单调，俗不可耐。你必须承认，在警察的报告里，实用主义达到了极点，结果却往往很无趣，也没有艺术性。”
福尔摩斯说道：“实际的效果必须依赖于某些选择和判断。警察报告里恰恰缺少这些，可能重点都放到检察官的陈词滥调上去了，而不是放在观察者看重的整个事件必不可少的实质细节上。相信我，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平淡无奇的东西更加令人不可思议了。”
“我很理解你的这种想法。”我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当然，因为三大洲遇到困难的人都会向你寻求帮助，你处在这种地位，你就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可是，瞧，在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让我们来验证一下吧，这儿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一个标题：《丈夫虐待妻子》。这则新闻占了半个版面，可是我不看就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内容。不外乎就是女性第三者、酗酒成性、打打骂骂、拳打脚踢、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姊妹或者房东太太之类的，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哪怕最拙劣的作者也能写得出来。”
福尔摩斯接过报纸，大概地扫视了一下，说道：“其实，你所举的例子，对于证明你的论点来说，很不合适。这是邓达斯家分居的案子，案发的时候，正好我整理过这件案子的一些细节。丈夫是绝对的禁酒主义者，也不碰别的女人；他因为一种坏习惯——每顿饭后，总要取下假牙，扔向他的妻子而被指控。你必须承认，这种事一般的作者是想象不出来的。华生，来一点鼻烟吧，从你所举的例子来看，你得承认，是我赢了。”
他将他的旧金鼻烟壶递了过来，壶盖的中心镶嵌着一颗紫色的水晶。鼻烟壶的光彩夺目与他简单朴素的生活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我不得不评论一番。
“呵，”他说道，“我几乎忘记了我们有几星期没见面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酬谢我在艾琳·艾德勒相片案中帮了他的忙而赠送给我的小小纪念品。”
“那么，这个戒指呢？”我指着他手上戴着的光彩夺目的钻石戒指问道。
“这是荷兰王室送给我的，由于我帮助他们破的案子非常微妙，即便是对你这么一位一直把我的点点滴滴小事都记述下来的朋友，我也不便透露。”
“那么，目前你手头上有什么案子吗？”我很感兴趣地问道。
“有那么十来件，但是没有一件是特别有趣的。虽然它们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知道，算不上有趣。我发现往往那些不重要的案子倒是值得去观察，值得去机敏地分析因果关系，这样的调查工作就非常有趣了。案子越大，往往就越简单。一般来说，罪行越大，犯罪动机就越明显。这些案子中，除了马赛的那个案子较为复杂以外，其他的都没有什么趣味。不过，也许再过一会儿，更有趣的案子就会送上门来的，因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的一位委托人就要来了。”
说完，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来到两扇拉开了窗帘的窗前，看着下面那条灰暗并且衰败的伦敦街道。我从他的肩上往外望去，一个高个子的女人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围着很厚的毛皮围脖，歪戴着一顶插着大而卷曲的红色羽毛的宽边帽，摆出一副德文郡公爵夫人卖弄风情的样子。她虽然身着盛装，但是神情紧张、犹豫不决地前后晃动着，不时抬头窥视着我们的窗子，手指烦躁不安地拨弄着手套上面的纽扣。突然，她就像游泳者从岸上跃入水中一般，急匆匆地穿过马路，我们随即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我以前见过这种情况。”福尔摩斯把烟头扔进壁炉里，说道，“在人行道上身体前后摇摆不定，意味着有桃色事件发生。她想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可是事情又很微妙，所以有些举棋不定是否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也要区别对待。当一个女人觉得被一个男人伤得很深的时候，她就不再犹豫了，通常会急得把你的门铃线都拉断。现在这个我们姑且可以认为是一桩恋爱案子，不过这位女士看起来并不怎么生气，只是有些迷惘或忧伤。好在现在她亲自登门，我们的疑团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有人敲门，身穿制服的男仆进来报告说，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话音未落，这位女客已从身着黑色制服、身形矮小的男仆身后闪出，犹如一艘商船跟着领港小船扬帆而来。福尔摩斯以他落落大方而又彬彬有礼的姿态欢迎她，随手将门关上，并向她鞠了一躬，请她在扶手椅上坐下，片刻之间，就以他那种特有的漫不经心的神态将她打量了一番。
他说道：“你眼睛近视，还要打那么多字，不觉得累吗？”
她回答道：“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累，但是现在我可以盲打了。”突然，她意识到了这问话的所有含义，感到十分震惊，于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她那饱满而和善的脸上露出敬畏和惊异的神色。“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过我吧，”她叫道，“否则，怎么能知道这些呢？”
福尔摩斯笑呵呵地说道：“别担心，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一些情况。可能我已经把自己锻炼得能够发现别人所忽视的地方。要不然，你怎么会来找我呢？”
“先生，我来找您，是因为埃思里奇太太对我说起过您。警察和大家都认为她的丈夫已经死了，不必再去找了，而您却没花什么力气就把他找到了。哦，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这样帮助我。我并不算富裕，但是除了打字所挣得的那点钱以外，我每年还有一百英镑的收入，这笔钱是我继承的财产。只要能打听出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消息，我愿意付出我全部的财产。”
福尔摩斯问道：“你为何如此匆忙地跑来找我呢？”只见他两手指尖合在一起，两眼望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有些迷惘的脸上再次出现了震惊的表情，她说道：“是的，我是匆忙跑来的。因为我的父亲——温迪班克先生对这件事情非常冷漠，令我非常生气。他不愿意报告警察，也不愿意到这来找您，嘴里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没事，没事’，其他什么都不做，这让我非常恼火，所以我穿好外衣就立刻来找您了。”
“你的父亲，”福尔摩斯说道，“应该是你的继父吧，因为不是同姓。”
“是的，他是我的继父。我叫他父亲，这听起来很滑稽，因为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
“是的，我母亲还健在。福尔摩斯先生，父亲去世没多久，她就再婚了，而且男的要比她小十五岁，这使我很不高兴。我父亲是在托特纳姆法院路做管子生意的，他留下一个相当大的企业，由母亲和工头哈迪先生继续经营。可是，温迪班克先生一来就强迫母亲卖掉了这个企业，因为他是个旅行推销员，专门推销酒类，有很优越的地位。他将产权连同经营权，一共卖了四千七百英镑。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卖的价钱肯定比这多得多。”
我原以为福尔摩斯对这种不着边际、没头没脑的叙述会感到不耐烦，谁料恰恰相反，他全神贯注地听着。
“你自己那点儿收入是来自这个企业吗？”他问道。
“哦，先生，不是的。那是另外一笔收入，是奥克兰的奈德伯父遗留给我的，是新西兰股票，利率是四分五厘。股票面额是二千五百英镑，但是我只能动用利息。”
福尔摩斯说道：“我对你说的非常感兴趣。你工作所挣的钱，加上你每年可提取的一百英镑巨款，你可以尽情地旅游，过着舒适的生活。我认为，一位独身女士一年只需大约有六十英镑的收入就能过着不错的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