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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二
肇事逃逸司机无罪释放，家庭呼吁修改法律条款。
八岁男孩在肯特郡海边小镇迪尔过马路时被撞身亡，肇事司机无罪释放，男孩母亲公开抗议。
司机是五十二岁的戴安娜·考珀，当时没看见两兄弟，蒂莫西·戈德温当场身亡，他的双胞胎哥哥杰里米大脑严重受损。经调查证实，考珀太太把眼镜落在了之前打高尔夫球的俱乐部，不戴眼镜无法看清二十英尺开外的事物。
就考珀不戴眼镜有没有违法这一争议，坎特伯雷皇家法院的法律顾问奈杰尔·威斯顿法官说：“不戴眼镜驾驶是不明智的举动，但不是违法行为，毫无疑问，肇事者有悔过念头。有鉴于此，服刑并不妥当。”
考珀太太被取消驾驶资格一年，驾照上扣除九分，并且赔偿九百英镑。法官还建议恢复性司法<a id="zw6" href="#zhu6"><sup>[6]</sup></a>三个月，但两个男孩的父母拒绝见她。
朱迪思·戈德温在法庭外说：“任何人在看不清的情况下都不应被允许坐在方向盘后。如果这么做不违法，那法律应该得到修正。我的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个儿子残废了。而她只是被象征性地惩罚了一下。这是不对的。”
道路安全慈善机构的发言人说：“如果不能胜任驾驶，任何人都不应该开车。”
我查看了三篇报道上方的日期，找到了其中的关联。“这场车祸刚巧发生在十年前。”我惊呼道。
“九年零十一个月，”霍桑纠正了我，“事故发生在六月初。”
“很接近事故周年纪念日。”我把印着第三篇报道的那页递给他，“还有那个幸存的男孩……他的大脑受损。”我想起了戴安娜·考珀发的那条短信：“……脑损伤的男孩”。
“你认为这两件事有关联？”
我猜他是在讽刺我，但我没有上钩。“你知道她住在哪里吗？”我反问他，“朱迪思·戈德温？”
霍桑在其他几页纸上搜寻：“这里有一个地址，在哈罗山丘。”
“不在肯特郡吗？”
“他们当时可能正在度假。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好是夏季学期的期中假期<a id="zw7" href="#zhu7"><sup>[7]</sup></a>。”
这么看来，也许霍桑有孩子，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但我不敢再次提起这个话题，于是我问他：“我们要去见她吗？”
“不用着急。我们一会儿要和康沃利斯先生见面，就在这条路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殡葬承办人。”他提醒我。说着，他开始整理文件，就像赌场上拿着一沓牌的荷官一样，把纸一张张收回来。有趣的是，虽然梅多斯警督不喜欢他，伦敦警察厅更高一级的长官却对他另眼相看。犯罪现场原封不动地供他勘验，一切进展都让他知晓。
霍索捻灭烟头，说：“我们走吧。”
我发现，咖啡钱又是由我来付。
我们再次乘十四号公交车回到富勒姆街，就是戴安娜·考珀死亡那天乘坐的公交车。用霍桑的话说，我们是在中午十二点二十六分下车，沿原路折返，步行来到殡仪馆。
自打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没去过殡仪馆——而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才二十一岁。尽管他长期与病魔做斗争，大限将至那天却突如其来，让全家人措手不及。出于某种我仍然搞不清楚的原因，一位叔叔介入了，全权负责操办父亲的葬礼。虽然父亲是个不可知论者，却渴望在最后举办一个正统的葬礼。我相信，叔叔自认是在帮我们的忙，但不幸的是，他大喊大叫、固执己见，我向来不怎么喜欢他。尽管如此，我还是陪他去了伦敦北部的一家殡仪馆。在犹太家族里，葬礼很快就结束了。我还没来得及消化眼前发生的一切，仍然感到震惊。我依稀记得，我身处一间宽敞的房间，与其说是殡仪馆，不如说更像是火车站里的失物招领处。深浅不一的棕色将我包围。接待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矮小的大胡子男人，穿着不合身的西装，戴着一顶圆顶小帽：他就是殡仪馆的馆长，或者是他的某位助理。我看到一群人围在我身边，仿佛置身于一场噩梦之中。他们是其他客户还是员工？我依稀记得，当时没有任何隐私可言。
葬礼第二天就要举行，我叔叔还在讨价还价。他没有问我的意见。他和柜台前的男人讨论着各种式样的棺材，以及棺木的材质，而我就站在那儿听他们对话。他们的讨论越来越激烈，我这才意识到，他们两个竟然正在为某事争执不下。我叔叔指责那位殡仪馆馆长欺骗我们，这成了接下来事态爆发的催化剂。而那个男子火冒三丈，面红耳赤，手指在我们面前指指点点，嘴里咆哮着，嘴唇上沾着亮晶晶的唾液。
“你想用红木，就付红木的钱！”
我不知道父亲最后是被葬在红木棺材还是胶合板棺材里，坦白说，我不在乎。四十年来，馆长愤怒的咆哮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回荡。他们让我下定决心，我自己的葬礼要一切从简，而且不涉及任何教派。当我跟随霍桑走进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大门在我身后（静悄悄地）关上时，我依然深陷回忆之中。
殡仪馆和我之前描述的非常像，它比我记忆中的那间办公室要小，也没那么吓人——不过当然，这次来与我本人没有关系。霍桑向艾琳·劳斯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她直接带我们去了走廊尽头罗伯特·康沃利斯的办公室，戴安娜生前就是在这里为自己安排了没多久就派上了用场的那场葬礼。这次，艾琳留在办公室里，神情坚定地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戴安娜·考珀的早逝是她的过错，她准备好了和她的表弟一起接受讯问。我不由得再次思考，每天在这里工作究竟是一种什么滋味，被大大小小的骨灰罐包围，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迟早有一天，你，连同生前的一切成就，都会被装进这小巧的罐子中。顺便说一句，霍桑没有介绍我。他从来不这么做。他们一定以为我是他的助手。
康沃利斯开口道：“警察已经找我录过口供了。”
“是的，先生。”霍桑竟然称呼他先生，有意思。我立刻察觉，他在和证人、嫌疑人或是任何可能为查案提供帮助的人打交道时，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会表现得像个普通人，甚至有些谄媚。我越了解他，越是发现他在故意这么做。这样一来，他们在跟他说话时就会降低警惕。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对他们进行解剖。对他来说，礼貌是外科口罩，是他亮出手术刀之前迅速戴上的面具。“因为这起案件的特殊性，我被要求进行独立的协助调查。很抱歉占用你的时间……”他冲殡仪馆馆长露出假惺惺的微笑，“你介意我吸烟吗？”
“这，其实……”
已经太迟了。香烟已经夹在他的唇间，打火机腾起火苗。劳斯小姐皱着眉头，顺着桌面滑过来一个锡制碟子，让他弹烟灰。我注意到碟子侧面刻着一行字：授予罗伯特·丹尼尔·康沃利斯，二〇〇八年度最佳殡葬承办人。
“你介意回顾一下你与考珀太太见面那天的情形吗，从头开始？”
罗伯特·康沃利斯照做了，讲话时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克制，是多年来与失去亲人的家属打交道练就的口吻。霍桑也许对我在第一章中画蛇添足的内容颇有微词，但康沃利斯的陈述或多或少印证了我写的内容。考珀太太通情达理，外表干练，说话有条不紊。她没有预约就来到了殡仪馆，临走前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