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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戴安娜·考珀不太了解，但是我早已心知肚明，不可能有一群人排着队想要谋杀她。她是一个老妇人，独居的寡妇，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家境殷实。她是剧院的董事会成员，儿子还是小有名气的演员。她有睡眠障碍，养了一只猫。没错，她投资了一位制片人的戏剧，损失了一笔钱；雇用了一个有前科的清洁工，可是这两人有什么理由要勒死她呢？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她撞死过一个小男孩，致使他哥哥重伤。这起意外事故是她粗心大意所致——她没有戴眼镜。而且，更过分的是，她肇事逃逸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被释放了。如果我是蒂莫西·戈德温和杰里米·戈德温的父亲，或者和他们有任何关系，我可能都会恨不得杀了她。而这一切恰好发生在十年前。好吧，九年零十一个月前。差不多。
这是一个明显的谋杀动机。如果戈德温一家当时住在伦敦北部的哈罗山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直奔那里，我向霍桑表达了这样的疑问。
“一步一步来，”他回答说，“我想先和其他人谈谈。”
“那名清洁工？”我们此时正坐在一辆出租车上，出租车绕过谢珀德-布什市广场附近的环岛，向艾顿驶去，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就住在那里。霍桑还给雷蒙德·克鲁尼斯打过电话，我们之后会和他见面。“你不是在怀疑她吧？”
“我怀疑她对警察撒了谎，是的。”
“还有克鲁尼斯？他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他认识考珀太太。百分之七十八的女性谋杀案件都是熟人作案。”我还没来得及打断他，他就继续说道。
“真的吗？”
“你是电视剧编剧，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他按下车窗升降按钮，打开窗，点了一根烟，没有理睬车内禁止吸烟的标志。“丈夫、继父、情人……从统计学上讲，他们最有可能是凶手。”
“雷蒙德·克鲁尼斯都不是。”
“他有可能是她的情人。”
“她看见了那个脑损伤的男孩，杰里米·戈德温！她说她很害怕。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禁止吸烟！”司机冲着对讲机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滚开。我是警察。”霍桑镇定自若地回答道，“你用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套路。这是我的规矩。”他把嘴里的烟呼出窗外，但是风又把它吹回了出租车里。“从和她最亲近的人着手，向外排查，就像挨家挨户的走访。你得从被害人的邻居查起，而不是从巷尾的某户人家。”他转过头看着我，再次质问，“你有意见吗？”
“在伦敦闲逛似乎有点疯狂，还是我掏钱。”我悄悄地补上了后半句。
霍桑没再说话。
在经过一段似乎很漫长的车程之后，出租车在南艾顿庄园边停下，几处街区杂乱地分布在这片区域，房屋星罗棋布，耸立的塔楼在战争结束时如雨后春笋般陆续落成，如今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草坪、树木、人行道、人造景观——但总体效果令人沮丧，因为有这么多房屋挤在一起。我们经过一座滑板公园，似乎多年无人问津，然后进入地下通道，墙壁上随意画着粗犷的涂鸦，首尾相连，彼此融合。没有班克西<a id="zw1" href="#zhu1"><sup>[1]</sup></a>的涂鸦作品。
一群二十多岁穿着连帽衫或运动衫的年轻人坐在阴影中，用阴沉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所幸，霍桑似乎认识路，我紧跟着他，不禁回想起海伊文学节上那个女人对我说过的话。也许这就是她口中所说的现实。
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住在其中一座塔楼的三层。霍桑事先给她打过电话，她知道我们要来。我看过警方卷宗，知道她有两个孩子，但现在是下午一点半，孩子们应该都在学校。她的公寓打扫得很干净，但是面积很小，餐桌旁摆着三把椅子，电视前放着一张沙发，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家具。甚至最能言善道的房产中介也不好意思说客厅是开放式的。厨房与客厅融为一体，分不出哪里是厨房的入口，哪里是客厅的尽头，这就是间一室一厅的公寓，我不知道他们晚上怎么睡觉。也许孩子们睡在卧室里，而她只能睡在沙发上。
我们和她隔着桌子面对面而坐。挂钩上挂着锅碗瓢盆，与后脑勺近在咫尺。安德莉亚没有为我们提供茶水或咖啡。她在铺着福米加塑料贴面板的餐桌对面狐疑地盯着我们。她个头娇小，肤色偏深，本人比之前照片里还要结实。她穿着一件T恤和破洞牛仔裤，一看就不是为了追求时尚而故意做出的设计。霍桑点了一支烟，她也接过一支，我只好看着他们吞云吐雾，置身烟雾缭绕之中，暗暗揣度自己能否在身体被迫吸入二手烟导致病变前写完这本书。
一开始，霍桑表现得很客气。他用聊天般随意的口吻慢慢引导她吐露提供给警方的口供。之前我已经描述过，她当时走进屋子，看到了一具女尸，然后径直来到屋外报警，一直在外面等到警察来。
“你一定淋得很湿。”霍桑说。
“什么？”她狐疑地看着他。
“那天早上在下雨——你发现那具尸体的时候。如果我是你，就会在厨房里等。里面也有电话，没必要用自己的手机。”
“我去外面了。我全都说了。警察问我经过，我告诉了他们。”她的英语不是很好，她越是愤怒，就越是语无伦次。
“我知道，安德莉亚。”霍桑说，“我读过你在警察局的证词。但我大老远从伦敦那头过来和你当面交流，是因为我想让你告诉我真相。”
一阵沉默。
“我说的是实话。”她的话听起来没有什么说服力。
“不，你没有。”霍桑轻轻地叹了口气，好像他打心底并不想这么做，“你来这个国家多久了？”他问。
她神色立刻戒备起来：“五年。”
“给戴安娜·考珀工作了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