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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喜欢。”我坦白说。
“那其他人为什么会喜欢呢？”
“他很聪明。”我知道这个理由听起来有多无力。
“他还没有破案。”
“嗯，他还在调查。”
服务员上了主菜，我给她讲了我参与的几次走访。麻烦的是，除了我记下来的笔记之外，我还没有动笔，在讲述的过程中，一切听上去都是那么虚无缥缈，像是在讲趣闻逸事，甚至有点无聊。想象一下，详细描述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情节会是什么样，现在的我就是如此。
最后她打断了我。“霍桑，这人是谁？”她问我，“他的有趣之处是什么？他喝单一麦芽威士忌吗？他开老爷车吗？他喜欢爵士乐还是歌剧？他养狗吗？”
“我对他一无所知，”我可怜兮兮地说，“他之前结过婚，有个十一岁的儿子。他在苏格兰场的时候可能把某个人推下了楼梯。他不喜欢同性恋……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同性恋吗？”
“不，他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事。他拒绝让我靠近。”
“那你怎么写他呢？”
“如果他破案了……”
“某些案件可能要花数年的时间才能侦破。您后半辈子都要跟着他满伦敦跑吗？”她给自己点了一盘薄牛肉片，用刀切肉的架势就好像那盘肉惹她生气了。“您必须改名字，”她补充说，“您不能就那样闯进别人家，把他们写进您的书里。”
她瞪着我说：“您最好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不想被写进去。”
“听我说，等案子破了，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子。”我一口咬定，“而且，我认为霍桑是一个有趣的人。我会尝试挖掘出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怎么挖掘？”
“我和一位警探见过面，我会从他入手。”我想的这个人是梅多斯警督。也许我请他喝一杯酒，他会和我聊聊。
“你和霍桑先生谈过钱的事吗？”希尔达嘴里嚼着牛肉，问我。
这其实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我建议五五分。”
“什么？”她差点把刀叉扔掉，“这太可笑了。”她说，“您写过四十本小说，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他只是一个没工作的侦探。如果要合作的话，他应该付钱给您写他，当然，他的分成不应该超过百分之二十。”
“可这是他的故事！”
“但是您是写故事的人。”她叹了口气，“您真的打算继续下去吗？”
“现在退出为时已晚了，”我说，“反正我确定我不想退出。我去过案发现场的那个房间，希尔达。我亲眼看见了尸体，面目全非，倒在血泊里。”我瞥了一眼盘子里还有几分生的牛排，然后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我想知道谁是凶手。”
“好吧。”她看我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事没什么好下场，但这不是她的错。“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和他聊聊。可是我现在要提醒您，您手里还签了两份出版合同，而且至少其中一部作品的故事背景应该设定在十九世纪。我不确定您的出版商是否会对它感兴趣。”
“五五分。”我说。
“除非我死。”她说。
午餐后，我去了维多利亚车站，感觉自己就像个逃学的小学生。为什么忽然之间我会瞒着大家做这件事？霍桑的事我从没和妻子提过，现在我又偷偷溜过来和他碰面，也没告诉希尔达。霍桑就这样一点点混进了我的生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疑是危险的。可最糟糕的是，我竟然很期待见到他，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刚才和希尔达说的是实话，我被迷住了。
我不喜欢维多利亚车站，鲜少涉足那里。那是伦敦一处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白金汉宫的另一头，也是错误的那头。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像样的餐厅，商店里卖的东西没人想要，没有电影院，仅有的几个剧院也孤零零的，与它们天然的故乡沙夫茨伯里大街<a id="zw1" href="#zhu1"><sup>[1]</sup></a>隔绝开来。维多利亚车站是那么的复古，仿佛下一秒就会开出一辆蒸汽火车。当你前脚刚迈出车站，就会发现自己迷失在了随意交错的路口，每条街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破旧寒酸。
近年来，他们还找来一帮活泼开朗的导游，戴着圆顶礼帽，站在车站前的空地给游客提供建议。我给他们唯一的建议是：一边去。
这就是艾伦·戈德温工作的地方，他经营着一家公司，为企业组织会议，策划社会活动。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三层，那是一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落成的建筑，饱经风吹雨打，坐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尽头，和几家门庭冷落的咖啡厅挤在一处，附近就是长途汽车站。我到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雨。一整天都阴沉沉的，人行道上的水坑里泛着涟漪，长途汽车隆隆驶过时溅起了水花。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更不想去的。门牌上写着“亲爱的孩子事件”，我思考了片刻它的出处。这是取自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句话，曾经有人问他政客应该害怕什么，他回答说：“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