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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是九月的倒数第三天，天气还是很热——那是我记忆里最热的夏末。在为那本书写最后一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一直是我好想她……却也没因此放慢速度。还不只这样：那时的德里其实相当热，热到我常只穿一条平脚短裤在写作，但我却从没想到过要到我们湖边的木屋去避暑。就好像“莎拉笑”那屋子已经被我从记忆里抹得一干二净。可能是因为我写完《从巅峰直坠而下》的时候，我终于慢慢接受了现实。这一次，她不是到爱尔兰去了。
我湖边木屋的书房很小，但景观不错；德里的书房则是长方形的，四壁都是书，没有窗。那天傍晚，我头上的吊扇——总共有三台——都开着，不停扑打又闷又潮的空气。我身穿短裤、T恤，脚踏塑料夹趾凉鞋，捧着锡制的可乐托盘，上面摆了一瓶香槟和两个冰镇过的玻璃杯，走进了书房。这间像火车车厢似的房间，最里面那边的屋檐很斜，我每次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得压低身子，免得一头撞上去（过去那些年，我也一直都要耐着性子听乔念叨，说我怎么会挑这房间里最糟的一块地方工作）。苹果电脑的屏幕上闪着我刚才输入的字。
那时，我虽然觉得可能在自讨苦吃，又要再熬一场悼亡的伤痛——搞不好还会是最猛烈的一场——但我还是闷着头，继续下去……只是，我们的情绪每每都有出人意料的演出，对不对？那一晚，我没掉泪，也没哭出声来。我想，这些在我身上都已经耗到油尽灯枯了吧。剩下的，是很深很深、心痛如绞的失落感——她以前最爱窝在里面读书的那张椅子，现在空了；她以前放眼镜但老是太靠桌沿的那张小桌子，现在空了。
我倒了一杯香槟，等泡泡消失，然后举起杯子。“完啦，乔。”我坐在扑扑拍打的吊扇下面，跟她说，“那就好了嘛，对不对？”
没有回应。由后来出的事来看，我想我应该在这里重复一次——没有回应。虽然后来我知道了，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在那个看起来空荡荡的房间里，其实不是孤单一人。
我喝完香槟，把玻璃杯放回可乐托盘，再倒一杯。我拿着那杯酒，走到苹果电脑旁边，坐到原本该由约翰娜坐的地方——要不是那人人爱戴又普爱世人的上帝，如今这还是她的位置。我没掉泪，没哭泣，只是眼睛泛着泪光。屏幕上的字是：
今天不算很糟嘛，她想。她走过草地朝她的车走去，看见挡风玻璃上面夹着一张四四方方的白纸，不禁笑了起来。卡姆·德兰西这家伙就是不死心，也容不得别人拒绝，又邀她参加他礼拜四晚上的品酒会。她拿起那张纸，才要撕掉，却又转念，把纸条塞进她牛仔裤后面的口袋。
“不分段缩行，”我说，“接着前面就好。”然后，我打下我去拿香槟时就已经放在脑子里的最后一句话。
世界何其广大，卡姆·德兰西的品酒会未尝不是她开始探索的好开始。
我停下来，看着屏幕上一闪一闪的小光标，泪珠还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还是要再说一次，那时，我并不觉得有冷冷的东西在我的脚踝边盘旋，也不觉得有鬼魅的手指在我的颈背上摩挲。我先敲两下“回车”键，再点了一下“居中”图标，把“完”这个字打在文章最后一行的下面，拿起原该由乔喝的那杯香槟，对着屏幕举杯致意。
“这一杯酒敬你，宝贝儿，”我说，“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我想你想得好苦！”说到这里，我的声音抖了抖，但没呜咽。我把“泰廷爵”喝完，把最后一句存起来，再把稿子全部用软盘存好，另外再做一份备份。在这以后，除了日常的笔记、购物清单和支票以外，我四年中没再写过一个字。
